接受美学视阈下沈从文“文体作家”内涵辨析.docVIP

接受美学视阈下沈从文“文体作家”内涵辨析 　　 内容摘要：受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家评价不一。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谓在不同时期内涵不同，褒贬不一。这充分说明了文学活动在读者接受并作出反应后才告结束。但文学毕竟是一项独立的艺术活动，对之最终的评价标准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关键词：接受美学 沈从文 艺术规律 文体作家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因其尝试着在文体上作了诸多创新而获得“文体作家”这一称谓。这一称谓在不同时期含义不同，褒贬不一。这充分反映了文学活动并不因作家的创作结束而结束，而是在读者接受作品并有所反应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 　　 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谓，其内涵的变迁大致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贬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前的褒贬合一和20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后的褒义时期等三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以苏雪林和韩侍桁对沈从文的评论为代表。苏雪林认同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号，但是这个称号背后的含义是仅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苏雪林认为文章不可无意义，对沈从文的创作以文字新奇取胜持否定态度。韩侍桁认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是轻飘的，满足的是读者的低级趣味。作品内容越来越空虚，只是满足于时时苦心地构想出那自己以为那颇有深刻意味而又机警的词句。那么“文体”是何含义呢？韩侍桁做了解释：文体便是叙述的方法。作家的性格与其所选择的材料的特性，决定作品的文体。 　　 苏雪林和韩侍桁的观点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早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群众既受到帝国列强的欺压，又被封建势力所控制，还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这情况下，中国需要一种革命的激情以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当时政治斗争不合拍，也就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不合拍，受到批评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 　　 但是，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活动，它与政治又有区别。沈从文作品的优秀之处，仍难以掩盖。批评家们也要解释沈从文作品的成功原因。沈从文常在序与题记中解读他自己的作品，“能使他人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人生存‘强’一点”，更深一层的是，他把文艺作品作为思想武器，能“用它来修正错误的制度，消灭荒谬的观念，克服人类的自私，懒惰，赞美清洁与健康，勇敢与正直，拥护真理，解释爱与憎的纠纷”，在《〈边城〉题记》里，沈从文指出自己已经意识到这部作品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尤其不会被当时的文学批评家们所接受。但是，出于自己的创作理想，这本书有着它特定的读者。“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时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家的自述，让批评家们有了思路。苏雪林受到作家自述和作品文本的影响又做出自我矛盾的评价，认为沈从文的作品还是有着自己的理想的，这理想与作者的自述相符合，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唤醒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奋发图强，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其他民族竞争，获得更好的生存权利。 　　 可以看到，30世纪对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的评论有争议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接受者的需求决定了鲁迅这样鲜明、直接、尖锐地批评时弊，探寻出路的作家更受欢迎。而沈从文的作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20世纪30年代批评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否定，延续到了50年代。这是由于革命刚取得成功，革命时期的思想得以延续。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评论：沈从文作品产量极多，但有空虚浮泛之病。“空虚浮泛”这一评论，与韩侍桁的观点一脉相承。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文学史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文体作家”这一称谓的内在蕴涵有所褒扬。但总体而言，评价是矛盾、抗衡的。林志浩的评价是：沈从文的作品文体繁多，不拘常例，善于组织情节，特别是结尾，常常出现一个突然的转折。可以看到，林志浩对沈从文的文体已经是直接持赞扬。而几乎同时期，夏志清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中指出：沈从文1924-1928年间的小说大体上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感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夏志清的观点又与30年代的评价不谋而合。 　　 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给予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号以肯定评价。程光炜等称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并高度评价沈从文对文本形式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叙事层面寄寓着审美化冲动。罗振亚指出，沈从文早年获得‘文体作家’的称谓是含贬义的。但沈从文灵活运用各种文体，并且创造性地进行了文体间的融合，应该获得文体家的称号。在罗振亚这里，这一称谓饱含赞扬之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下结论，应该正面对待沈从文“文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