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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明玉润天然色,冷暖镜像人间事 　　郭艳：近二十年中国青年写作赋予当代写作清晰的个体存在感，这种个人主体性日渐在一个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下生存的文学性叙事。在《负一层》《单双》《把梦想喂肥》等小说中有着对于他者小人物的精彩摹写，在《父亲的后视镜》《小姨》中呈现出自我镜像中的主体性叙事，请谈谈你创作中个体存在感的叙述转换。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4377.htm 　　黄咏梅：在你面前谈主体性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心虚，因为我读过你的长篇小说《小霓裳》，早几年前吧，那时我们还没见过。但是我就认定，那里边的女博士，就是你，虽然不完全是你，但起码大部分是你。小说的个人主体性很明确、坚定。几年后我们相识于鲁院，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可以说，在小说里无论是个体的价值观、世界观、美学观都跟现实中的你很贴近，你独立、坚守、知性，就像小说中的女博士。实际上，我认为这样的文学形象在当下小说中实在太少，而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阐释这类形象呢？或者真的是男权社会所一贯秉持的方式――躲避？ 　　我的小说，如你所说的，早期的作品主要写他者，在我身上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即使连人物的存在感都不明确。拿陈晓明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去主体性的小说”。我喜欢把“我”隐藏起来，以使得我与人物可以共存在同一境遇中，存在着人物的存在。我认为这样隐藏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变身，变身为他者，这样看起来我的叙述转换会显得自然。到了后期，我有了些改变，我的自我在小说里藏不住了，因为我对小说不再满足于呈现，我迫切地希望自我附着在人物身上，以贴切地表达我的想法和判断。这种改变，我理解为从一种不自觉的感性写作转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写作。我读过帕慕克谈写作的那本《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天真和感伤的划分，席勒早就作过阐释，前者的创作倾向于自然性、感性，他们将自我与自然融合并呈现，毫无分裂感，而后者的创作则是理性的，他们时刻感到自我与周遭的分裂。帕慕克属于后者。两者不存在谁好谁坏，只是由个体的想法所左右。当我与自我常常感到分裂的时候，小说自然变得感伤。那么你呢，你在写《小霓裳》时，有没有觉得在那里边，实现了自我？ 　　郭艳：实际上《小霓裳》的写作是为了和自己的一部分过去告别。我这半年就是在不断地告别自己的过去，父母是搁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把你挡了一下，老父亲大归让我直面生死，世界至此对于我有着大不同。这半年生活对于我来说是颠覆性，能够听到来自不同时间的声音，在一种无法和过去厘清又纠结于一切记忆的状态中，唯有深夜抄录《心经》才能获得片刻安宁。我明白，对于我而言，《小霓裳》时代真正结束了。然而，书斋生活及其偏狭趣味依然对于我有着某种原初意义。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何以确证自己的心性和面目？在日常性中的穿越，在物质主义中的徜徉，在城市人群中的游荡……内在性的分裂造成了自我主体性的碎片和漂浮，在对于他者的碎片化的感知中，小说和文字日渐沉沦在钝感的叙事中，日渐告别纯粹的快乐，却依然期待有着饱满充沛的情感与经验，而我依然希望能够重塑一种自我经验世界的部分完整性。在你的小说中，“冷”的去主体性中，实际上暗含着对于他者主体性的艰难寻找，即便负一层中的女孩，也在地下室中为着自己幻想中的主体性付出了最为骇人的热情。 　　在日渐告别饥饿和战争的日常中现代人既无法体验苦难又无法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现代病由此产生，而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和现代物质生存方式密切相关。请谈谈《暖死亡》的写作。 　　黄咏梅：这个小说写于2007年。也是我第一次给《十月》杂志投稿，当时的责编是我喜欢的作家周晓枫老师，我记得她读完给我打电话要我对小说里的一些细节进行修改，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这个小说里探寻的死亡问题，比现在大量小说里那些轰轰烈烈的死亡要有意义得多。”除了感激之外，我还很庆幸，庆幸这个作品落在了像晓枫老师这样的编辑手上。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小说不会有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太温吞了，就像小说里那个胖子，总是在一点点慢慢地咀嚼、吞食食物。它所探寻的死亡问题，看起来一点没有震撼性，也就是说一点都不“轰轰烈烈”。正如你说的，我们日渐告别饥饿和战争，我们日渐满足、和平，直至平庸，轰轰烈烈只出现在艺术品上。正是这些平庸让我们失去了感受力，就像渡边淳一说的“钝感力”。失去感受力，使得现代人呈现了同样表情的面目。小说里的林求安除了他的体重超人之外，绝对不是生活中的异数。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失去感受力无异于终结。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或者说强迫自己。这又很像患上强迫症的林求安。总之，失去感受力或者强迫自己去感受，归其咎都是因为精神慵懒，这种慵懒会一点点地导致精神在舒舒服服中死去。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应该是很焦虑的。现代人一直都很矛盾的，既求安，又怕安，既需要俗世，又想要挣脱俗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