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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夫、澡堂与自来水 　　1644年，满清入關，迁都北京。然而，满洲的王公贵族对于当地的饮用水颇不习惯。顺治六年（1649年），摄政王多尔衮就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为由，打算在北京以东“创建新城移居”，但终因费用浩繁而作罢。 　　北京水质不好由来已久，明人陶汝鼎就有“京城浊水味多成”的诗句。北京所处的华北平原，是盐渍化土壤广泛分布的区域，井水盐分高、含碱量大。清末，满族官宦世家出身的震钧在《天咫偶闻》一书中记述说：“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碱。” 　　北京水资源匮乏，“近郊二十里，无河流润灌”，加之“气候亢燥，雨泽稀少”，因此，“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北京居民对井水的依赖，远高于南方城市。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浙江湖州人郑明选来京参加会试，发现京城“大率地几一里而得一井，人民数十百家，挈者、肩者相轧于旁，辘轳累累，旦暮不绝”。据他的观察，北京几乎每隔一里地就有一口水井，每口井要供应数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所以自晨至暮，来挑水、汲水的人络绎不绝。 　　民生用水仰赖井水，而且人多井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末。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饮用井1228口，其中皇城91口，内城623口，外城514H。另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内城人口637776人，外城304599人。推算下来，内城及皇城平均约893人共饮一井，外城平均593人合用一口井。 　　由于多人共汲一井，这就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水夫。平民百姓大多自行挑水，而富户之家则往往雇人运送。北京为国都所在，官宦人家甚多，因而为水夫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水夫除挑担送水外，还用独轮车满载井水，走街串巷，四处兜售。当时卖水，用竹牌子计数，月末统一结账。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京师水多成味，有以车载甜水，至人家鬻之者，日以竹牌计之，月尾取值。”直至清末民初，以挑水卖水为业的人仍然为数不少。据民国八年（1919年）的调查，当时北京有水夫约2500人。 　　明代时，“京师担水人，皆系山西客户”，被称为“山西水担子”。清军入關 后，满、蒙、汉二十四旗分驻于京师内、外城，其随营火夫大多是山东人。各旗驻地内的水井，随之被山东火夫把持，人称“山东水窝子”。为争夺水井和挑水范围，“山西水担子”与“山东水窝子”曾屡起争端。但由于山东帮势力强大，逐渐将山西水夫挤出了北京的供水市场。 　　一旦把持了水井，水夫也就操控了京城的水资源，因而屡屡哄抬水价。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北京水价“甜水每担京钱八十文，苦水减半”。但到了六月，天气干旱，水价涨了一倍。对此，《申报》指斥道：“高抬水价，不过井户各分地段，借口天旱以虐人耳，岂真旱魃之虐哉！”由于水夫坐地起价，致使京城生活用水成本高昂，连寓居京城的士子也感到吃不消。清代后期，《燕京杂记》一书的作者就感叹说：“居长安者，不怕米贵，而怕薪、水贵也。” 　　北京缺水，即使殷实富户，也鲜有私人浴室。清末，一位来华的日本人就说，北京“虽为上流之家，亦不设浴室，故对仅用热水擦身习以为常”。但沐浴洁身毕竟是日常生活所必需，因而一种新的行业——澡堂业随之兴起。晚清时，北京城有上百家浴池，而经营澡堂者，以保定府定兴县人为多。那位来华日本人记述说：“街上澡堂通常有池堂和官堂二种设备。前者为大浴池，众多人同时入浴；后者有如蒸气浴，无公共浴池设备，每位客人可使用一个椭圆形澡盆，根据需要向盆中放热水，以便沐浴。官堂有一室仅容一人者，有一室可容数人者。官堂还有为客人打水或搓澡之人。池堂价钱极为低廉，而官堂约需二角钱。”市民大众光顾的主要是“池堂”，常常在浴池里一边泡着热水澡，一边谈天说地，不但解决了洁身之需，还得以交流各种信息。 　　北京缺水，还带来另一个现实问题：遭遇火灾，难于施救。因此，清末时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建言政府仿效西洋和上海，兴建城市公共供水设施——自来水。此时清政府正推行新政，决意借修建自来水“振兴京师水利，便益卫生、消防为急务，思以人事补天时地利之不逮”。在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举荐下，一个名叫周学熙的人被推向历史前台。 　　周学熙长期在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1908年4月，清政府创设官督商办的京师自来水公司，由周学熙总理其事。为筹措资金，周学熙采取了招商集股的办法，规定“凡本国人民，无论官、绅、庶均可入股，一律享受股东权利”。当时，自来水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京城轰动一时，很快就征集了300万股资。周学熙还制订了详尽规范的公司章程，规定了董事、监事和经理的选举资格与程序。京师自来水公司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之一。 　　筹办公司的同时，周学熙与技术人员几经踏勘，确定京城东北20公里外的孙河为自来水水源。孙河属潮白河水系，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