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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解释模型摘要： 现如今，产学合作已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学合作实为一种组织间关系的范例，涉及到产学之间“信息流”和“知识流”的流通。但产学合作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由于指导大学和产业的制度逻辑的差异，这就使得产学之间在合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以“信息流”沟通不畅的道德危机和“知识流”流通失效的认知障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点为理论支撑的产学合作障碍全景式解释模型。若要解决产学之间的这两种类型障碍，需要丰富高校评价机制，落实国家政策需求以及增加产学之间知识转移渠道的宽度。关键词：产学合作；信息流；知识流；道德危机；认知障碍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2-0105-07收稿日期：2015-11-18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研究”（TJGL15-004）；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探析与对策研究”（11ZLZLZF05700）。作者简介：张慧颖（1967-），女，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学合作、技术创新研究；连晓庆，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方世杰，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文艳，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产学合作）逐渐被视为一个通过知识交换加强创新的重要工具[1]，成功的产学合作关系已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通常情况下，产学合作关系表征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这其中，大学是“公部门”代理人，业界为“私部门”代理人，双方具有各自迥然不同的使命、目标和价值观[2]；但同时，从组织理论视角看，产学合作关系实为一种组织间关系范例[3]，具备组织间关系主体应有普遍属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差异性[4]，这就使得产学合作关系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障碍。根据现有研究显示，产学合作之间的障碍包括制度、文化的差异[5]-[8]，产学之间关于能力和资源、合同机制、管理和组织问题、技术问题、经验因素等障碍[1][8]，以及与交易相关的障碍和与导向相关的障碍[9]。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些障碍的解释则较为孤立，多是侧重对某一类型障碍的探讨，并没有从全局视角去把握这些不同类型的障碍，更缺乏一个能够支撑的系统的理论基础。本文将产学合作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间关系，以组织间关系的本质为基础来解释产学合作关系的本质，进而在此基础上，从产学合作全景式视角来深入剖析产学合作中存在的障碍，以期能够为我国的产学合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一、产学合作关系的本质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看，产学合作关系即为一种组织间关系，但这种组织间关系多表现为一种“公部门”和“私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这种组织间关系的本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异质性[2]。（一）组织间关系的本质组织间关系的形成是指两个或多个独立的组织，由于各自或共同的需要，在彼此分工或角色定位下，进行资源交换或联合行动，以完成个别（或共同）的价值创造而形成的不同类型及程度有别的依赖关系[10][11]。通过相关文献论点，组织间关系的本质主要表现为组织关系形成的动机、组织间关系的内涵和组织间关系的治理三个方面[12]。首先，组织间关系的形成动机主要体现在组织的战略上，对于任何一个焦点组织而言，其之所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交换或共同生产，主要的动机在于建构自身或组织间共同的竞争优势。其次，一旦组织关系形成之后，组织间资源交换与共同生产活动必然存在依赖关系[13]，组织间及时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是保持这种依赖关系永续发展的关键，此时，将组织间涉及到的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称之为组织间的“信息流”；此外，由于知识也是组织间资源交换的一种体现，这就使得知识在交换的过程中会从知识生产方流向知识应用方，产生了组织间的“知识流”；组织间的“信息流”和“知识流”共同构成了组织间关系的内涵。最后，组织间关系发展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都能够有效流动和转移，此时便产生了相应的障碍类型。而组织间关系的治理正是对产生于组织间“信息流”障碍和“知识流”障碍的一种解决机制，通常以组织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点为理论基础[14][15]，指组织间因“信息流”和“知识流”流通中产生的障碍所进行的“交易治理”与“知识治理”的设计。“交易治理”的观点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的个体，是一种可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投机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与控制的治理机制，以降低其可能衍生的交易成本[16]；“知识治理”主轴逻辑主要体现为，组织之间交换的只是具有不同的特性，比如隐性知识，这就提高了知识在组织间有效流通的障碍[17][18]，相应地需要通过结构性的安排，设计一种能够畅通“知识流”的治理机制，促进组织间学习、知识取得与知识创造的目的[18]，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