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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贫困治理合作机制研究 　　摘要：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消除贫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困治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合作，这是当前贫困治理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前者需要后者的专业性、技术性和人力资源，而后者需要前者的政治性、财政性资源。但是，政府部门在与NGO、龙头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合作仍然面临着制度化保障缺失、有效补偿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整合资源，实施社会化扶贫战略，建立以“委托—代理”为核心的政府部门与NGO合作模式，搭建龙头企业营销平台，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扶贫贴息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关键词：贫困治理；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合作机制；龙头企业；新农村；金融部门；委托—代理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056-04 　　传统上，政府部门一直是贫困治理的主体。但是，这种单一主体主导模式因其固有的内在缺陷，上升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此相反，非政府部门（主要包括NGO、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正日益成为扶贫领域的重要力量。 　　一、贫困治理依赖于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 　　（一）贫困治理效度依赖于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 　　从公共减速器理论分析，如果政府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处于单一主导地位，那么，这就必然导致政府在供给产品或提供服务时呈现出一种垄断性，贫困治理的效度也就无从谈起。而非政府部门的介入，天然的竞争性不仅提高了扶贫效率，而且作为外部力量，其对政府的贫困治理也起到一个中介协调的作用，从而使政府的贫困治理行为与贫困农户的实际需要相符合。不但如此，非政府部门由于聚集了众多的专家和技术知识资源，还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的扶贫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从而大大提高贫困治理的效度与质量。 　　（二）贫困治理精度依赖于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 　　政府的层级结构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的产生，从而使政府部门贫困治理的效率值大打折扣。而非政府部门由于具有较强的目标针对性和较高的准确度，贫困治理的实施策略可操作性更强。相较于政府部门官员，非政府部门成员从事贫困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因而对贫困农户的需求状况也更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提供有针对性援助。 　　（三）贫困治理创新度依赖于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 　　政府部门贫困治理目标往往具有全局性和政策性，其试错成本比较高，这就会导致政府部门的创新活动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利于形成更加有效的贫困治理模式。而且，政府部门官员的频繁流动性，也不利于创新活动的产生。政府部门设定目标的多元性及变动性，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创新性。非政府部门成员普遍具有公益性和自愿性精神，他们的目标也很单纯，即为了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所以，非政府部门拥有强烈的改变现有贫困治理模式的诉求。 　　二、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方式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合作，因不同的合作主体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其运作过程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1]目前，致力于扶贫领域的非政府组织（NGO）主要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农家女使用技能培训学校、爱德基金会、香港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四川农村发展组织等。不管何种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基本遵循以下四种模式。 　　一是“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具有三个特点：合作双方目标相同、项目相同和工作相同。爱德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就是这样的范式。二是咨询关系。与“伙伴关系”相比，这种合作模式属于松散型的。双方合作的目标、项目并不明确，非政府组织仅仅是运用自己的专业性或技术性向政府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改造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道义责任。三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与咨询关系一样，这种合作模式也是单向性的，即非政府组织对项目承包方、政府部门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实施监测和评估，并将相关的信息反馈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对非政府组织并不会施加多少影响和制约。四是“座谈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基本上属于即时性的，双方并没有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仅仅像座谈会一样彼此交流、分享经验知识，或对某个扶贫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进行讨论。 　　（二）政府部门与龙头企业的合作 　　这种合作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它充分发掘了市场在贫困治理过程中的潜力，以产业的形式推进扶贫产业做大做强，实质上是以企业扶贫为主、政府为辅的合作模式。 　　一是生产要素的合作。贫困治理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