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王十三年，射向天子的时代之箭.docVIP

桓王十三年，射向天子的时代之箭 　　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天下的“分”与“合”正如太极阴阳图，随着时代变迁、王朝更迭而相互更替着。然而纵观全局，在几千年体制的变迁中，皆无异于“封建”与“郡县”两种政体模式。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王室联军与郑国爆发繻葛之战。郑庄公与周天子军队短兵相接之际，郑庄公的部将祝聃拉弓搭射，一箭正中桓王肩膀，桓王当即带伤撤退。这一战役就这样以周王室联军的溃败而告终。 　　在春秋初期这场不大不小的战役里，那一支射向周天子的时代之箭却狠狠地穿插进“封建政体”的心脏。从那天起，它在“封建”这座大厦上所留下的创口不断向四周开裂，直至整个大厦轰然崩塌的一日。自从天子中箭的那年之后，王室微弱，诸侯并起，继而迎来的是一个天下烽烟四起，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意味着一种政体即将走向崩溃瓦解，而另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亦开始在战火硝烟与雄辩争鸣中渐渐生根发芽，待到大厦倾塌之时，它将在那片废墟上重新筑起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 　　“封建”与“郡县”之辨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天下的“分”与“合”正如太极阴阳图，随着时代变迁、王朝更迭而相互更替着。然而纵观全局，在几千年体制的变迁中，皆无异“封建”与“郡县”两种政体模式。 　　说到政体，借用黄钟前辈的话简而概之：“所谓政体……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本文所要讲的“郡县”与“封建”，就是两种在我国交替了数千年的政体，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不过在此必须说明一下，这里的“封建”是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性质而划分的。 　　近几十年来，“封建”一词被赋予的含义甚广，例如“封建王朝”、“封建迷信”等，基本上是把一切愚昧的、落后的、专制的东西都归结为封建。在时代划分上，几乎是把民国之前的历史都归结为“封建时代”、“封建社会”，它已经被今人滥用。但必须了解，“封建”一词在华夏民族的传统概念里远非如此，它本意是指一种政治体制，与秦汉形成的“郡县”体制一样，是作为政体而存在。从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到明末顾炎武的《郡县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乃至清人袁枚的学说等等，古代学人们已对两种体制的利弊展开了近千年的讨论。在中国，传统概念下的“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与《左传》，乃“封邦建国”之意。是指天下拥护一个天子为共主，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将土地分封给地方王室、功臣以及前朝后裔，任其管理经营。分封诸侯可世代在其封地世袭，同时要服务于中央政府。而“郡县制”则反之，乃是将天下分设郡县，由中央调配官员到各郡县管理，官员去留皆由中央调配，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也就是后来延续2000年的集权政治。 　　发生于公元前707年的繻葛之战，实际上是一场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的战争。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在这场战争中，祝聃偶然射中周天子的那一支箭，成了一支划分时代之箭。自箭脱弦而出的那一刻起，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之后数百年的战乱，亦将“封建制”之弊端暴露无遗。 　　重温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有两个地方最值得关注。其一是诸侯割据、群雄并立造成了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其二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爆发。春秋末期至战国这一时段内，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一批大思想家，而他们所代表的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可以出现那样繁荣的思想，那种百花争鸣的盛况？这种景象，是之后的两千年都鲜有的。也许，通过对“封建”与“郡县”两种不同的政体模式的探寻，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千年不变的“秦制” 　　在春秋战国这段从争霸战走向兼并战的漫长过程中，各国无不兴起变法维新。进入战国时代的国家，先后都走向君主集权之路。最先始自三晋和田齐，魏国有李克、吴起变法，李克手定《法经》，为我国第一部详细的律文。吴起的变法中有一项规定便是“令每个封君的土地传三世之后得交还国家”，即是用缓慢的手段把封建制度推翻。然而，吴起变法却因悼王之死而夭折，吴起本人也付出生命代价。此外还有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改制、齐国的邹忌改革、燕国子之改革等。但最为成功的应是秦国商鞅的变法，他让地处荒凉、环境恶劣的秦国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中国的变革总是伴随着流血。清末维新人士谭嗣同在被捕前说过一段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实早在千年前，已经开始有人为变法而流血。吴起、子之、商鞅、赵武灵王甚至后来的韩非，他们无不因他们变法的主张而招来重重阻碍，步步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