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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萧伯纳戏剧分析的现状与未来 　　作为一名杰出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的文学声誉不亚于任何一位国外作家。早在“五四”时期，国内著名作家茅盾等人就已经撰文评介萧伯纳生平及其戏剧创作艺术，1933年，萧伯纳应邀访华，期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人座谈交流。国内对萧伯纳作品的译介及评论从未中断，迄今已有10余部萧氏剧作被翻译成中文，相关学术专著层出不穷，而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关键词“萧伯纳”后显示的结果为667条，其中包括学位论文、期刊文章以及报纸文章，由此可见，萧伯纳的文学创作思想及其剧作在中国可谓影响深远。 　　萧伯纳于1925年因其作品“闪烁着理想主义及人性的光辉，在激动人心的讽刺中融入了非凡的诗意文采”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萧伯纳的文学生涯始于小说创作，之后他在评论挪威剧作家易下生的戏剧时深受影响，从而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萧伯纳共创作了50余部剧作、数百篇书评及散文。1898年，萧伯纳将自己的早期作品分为“讨人喜欢的剧作”及“讨人厌的剧作”结集出版，前者有《武器与人》,《康蒂姐》等，后者包括《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等。进入20世纪后，萧伯纳的戏剧创作依旧锋芒毕露，《少校芭芭拉》及《皮革马利翁》等作品饱含机智的对话及幽默的格调，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不公等弊端。 　　萧伯纳十分关注英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殖民行径、战争暴力、司法不公、性别歧视等种种现实问题，因此，国内学者对萧氏剧作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集中在他的“社会问题剧”之上。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国内萧伯纳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萧伯纳的创作思想及其戏剧文本，进而阐明该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尚需解决的问题。 　　一、萧伯纳创作思想研究 　　萧伯纳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种生活环境无疑对萧伯纳的个人成长及思想意识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萧伯纳在其“社会问题剧”中以饱满的社会批判精神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生长于斯的中下层民众体现出了细致的关怀，但总体来看，萧伯纳的现实批判起于揭露而止于讽刺。结合萧伯纳的成长经历及时代背景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其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妥协性的一面。事实上，萧伯纳的创作倾向与“费边社”的创立目标相一致，二者都提倡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萧伯纳戏剧三种》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出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本质，他认为萧伯纳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败北主义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王佐良对萧氏戏剧的评论代表了国内主流批评话语的立场，而其中的“阶级”与“革命”等政治意识形态显露无疑。易晓明认为王佐良的相关评论出自道德评价的视角，他认为，作为一名费边主义者，萧伯纳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新的经济视角使萧伯纳走出了传统道德善恶的视野，代之以新时代新生的历史理性原则。”易晓明进一步指出，19世纪末期因基督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尼采等人的“上帝已死”言论撼动了传统的“善/恶”价值标准，传统伦理道德社会中的“恶”已经让位给现代经济社会中的“贫穷”。王佐良及易晓明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现代经济社会视角展开的评论对我们深入了解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大有裨益，然而，这种评论代表了一种外部视角，对萧氏创作的艺术审美特征关注不足。 　　国内学者对萧伯纳剧作的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其“创造进化论”的论述上。秦文在具体研究萧伯纳的戏剧文本之后指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一个普遍主题即是“创造进化论”，他认为“创造进化论是萧伯纳研究了叔本华、尼采、达尔文、勃特勒等人的理论之后，博采众长，从而提出的自己对人与社会的独特见解--在生命力的驱动下，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他人、完善社会。”秦文详细阐述了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思想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宣扬费边主义理想信念、倡导现代社会女性解放事业等诸多方面的体现，强调了萧伯纳所谓的“生命力”对理想之人(超人)及理想社会(费边主义乌托邦)的强大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作为“费边社”的创建者之一，萧伯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身处不列颠帝国“中心”，目睹了帝国荣耀遮蔽下的社会弊端，因而主张建立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社会”，这一思想无疑受制于其中产阶级社会观及价值观，这正是萧伯纳遭致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垢病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萧伯纳也深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他所提倡的“创造进化论”即是其核心创作思想。然而，萧伯纳对“创造进化论”的坚持以及对“生命力”的讴歌都集中在“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