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丧服》的经、传差异看服制观念的变化倾向.docVIP

论《丧服》的经、传差异看服制观念的变化倾向 　　对于《丧服》制度的相关研究，学者屡有涉及，五服制度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制原则，亦为学界通识。但是，从《丧服》经文、传文差异比较分析而探讨“亲亲，、“尊尊”何者为重的相关研究论著，则似为较少。本文认为，成书于春秋末期的《仪礼·丧服》经文所记也并非全是西周服制，而是在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编订过程中加入了己意，亦即根据当时通行的礼制而有所修订，文献关于为母、妻服丧期限的不同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样《仪礼.丧服》传文虽然是对《丧服》经文的解释论著，但是，这种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累次修订和更正的((}服》经文和传文，并非意味着他们始终遵循着同样的服制原则。进一步言，通过比较、分析《丧服》经文、传文的编排和阐释重心的差异，不难看出((}服》经文和《丧服》传文在“亲亲，、“尊尊”两种服制原则何者为重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解释倾向，即《丧服》经文强调了“亲亲”为首的服制原则，而((}服》传文则以“尊尊”为重。对于这种不同时代的服制观念，我们就从((}服》的经、传并存谈起。 　　一从《服》的经、传并存谈《仪礼》的时代信息 　　景芳先生说:“在丧礼中，《丧服》一篇最为重要。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衣服的精粗和年月的长短来表示，辨析毫芒，精密之至，确实己达到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地步。事实七《丧服》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内容由经、传、记三部分所构成，这是《仪礼》十七篇中独一无二的，其中经文与传文既有相合之处，又有相悖之处，故对此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值得我们深究。 　　1. 《服》经文与西周的关系 　　关于《礼》的成书，多认为与孔子复礼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桩子·天运》载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制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0又如《礼记·杂记下》载:恤由之丧， 　　2. 《服》传文与东周的关系 　　以上所言孔子所修之《仪礼》，实则指经文而言，《丧服》传文则晚于经文而出，且经文、传文最初是单独流传的，这从汉代对《丧服》的引用情况可以看出。此处以《白虎通》的记载为例予以说明，如其卷四《封公侯·为人后》载:”《礼·服传》曰:大宗不可绝，同宗则可以为后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故舍己之后，往为后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绝大宗也。; }9} } s又如其卷八《宗族·论五宗》载:“《丧服经》曰:大夫为宗子。,再如《卷十崛娶·卿大夫士妻妾之制》载:“《礼·服经》曰:贵臣贵妾，明有卑贱妾也。从所举诸例可看出，汉代的《白虎通》对《丧服》经、传之文都是分别称引，引用经文，或称“丧服经”，或称“礼.服经”，引用传文，则皆称“礼.服传”，从经、传相对而言的状态，可知佑缝服》的经文与传文最初是分别流传的。 　　这种别本单行的现象，直接关系传文的成书。就佑缝服》传文的成书来说，学者多认为是子夏所作。如垢汉书·徐防传》载司空徐防上疏和帝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发明章句”即指注解一类的工作，故徐防应当是认同时下子夏作“传”的流传的。又如当代学者葛志毅、张惟明先生说:“当孔子既修六经之后，发明章句，传授经学，使儒学发皇于战国，垂遗于将来，必得其人方可。考诸史籍，孔门诸子中，唯子夏学行最为近之。要之，子夏实以传授经学弘扬孔子之道。子夏作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传文作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我们不便轻易否定，且诸多证据表明，子夏作传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子夏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得到孔子赏识，所凭借的正是对典籍的精通与发挥。如《论语·八倩》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己矣。 　　二《服》经文的编排之义 　　细审《服》经文所列各等服制的服丧对象，可以发现各类对象在整体排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章法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亲亲”为首的宗法等级制度是《丧服》经文编排体例的基本指导原则。鉴于三年与期年之丧为重服，故在此仅以斩衰三年、齐衰三年和齐衰杖期这三个等级服丧对象的编排为例说明。 　　1. 斩衰三年 　　根据《丧服》经文的记载，服斩衰之服者有十类，分别为:子为父;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父为长子;为人后者，为所后者;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公卿大夫之众臣为其君[[6] 553 -561。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对象的排序，是遵循着一定的原则的。 从佑缝服》编排体例来看，经文先讲子为父所服，再讲诸侯为天子、臣为君所服，可见遵从的是先有父子、再有君臣的观念。而从先讲诸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