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海外视角——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pdfVIP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海外视角 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陈 峰 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海外学者的强力诱导，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是一 个例外。其实，从事此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并不乏人，费文恺、史华兹、哈里森、刘广京等皆 其代表。海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曾一度兴盛。然而，这些成果译介引进到 国内的却寥若星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m一书在中国大陆的面世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德里克是一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中国早 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史学。1980年伊格尔斯领衔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中国 部分，主要就是由德里克执笔撰写的。近年来其学术重心有所转移，主要关注后殖民主义问 题，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趣似乎并未完全消失。在《后革命氛围》一书中，德里克 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表达的历史意识问题。② 《革命与历史》的英文版早在1978年就已问世，可以说是一部旧作了。尽管如此，它对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仍不失为一种良性刺激。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了解海外 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路和方法，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败得失的观察和 考量。 此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 是通过这次论战开始形成。在这次论战中，有关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但国内关于论战的研 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即政治背景分析加各派观点举要评述。因此，尽管经过了 数十年的研究积淀，社会史论战作为一个学术史事件，其面目仍然朦胧不清。《革命与历史》 突破以往的著述格局，从学术史的视角对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提出了若干 新观点。 关于论战的发生。国内学者一般强调的是政治背景，即国共分途导致马克思主义与非 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这种冲突折射到思想文化界引发了社会史论战。德里克认为，20世纪 ①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翁贺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以下简称《革 命与历史》，本文中该书引文只注页码。 ② 参见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5-322页。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海外视角 153 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流行，为论战发生提供了学术土壤。从20年代中期 起，“社会问题”成为政治现实和思想关注点，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日益高涨。由 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从根本上、从结构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受到普遍欢迎，因 而在社会科学界独领风骚。正是有了这种学术上的铺垫，当 1927年社会政治面临重大变局 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首选的理论工具，以马克思主义为核 心话语的社会史论战也终于爆发了。其实，不少人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流行都有所了解，但 是认真讨论它与社会史论战关联的却不多。 关于论战的意识形态性。在后来的评价者当中，这一点是褒贬双方共同强调的。据德 里克观察，论战的意识形态性并非一成不变，前后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最初的两三年 中，论战是以对社会革命进行理论分析为根本出发点的，因而意识形态性非常突出。但进入 30年代，论战发生了转向，“在讨论的内容上更强调历史本身的问题”。论战参加者仍然坚 持其现实诉求，但“从历史出发来研究历史问题在论战中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到 30年代 中期，“对于历史的兴趣已然超过了对现实的焦虑”(第 79、137页)。也就是说，在论战过程 中，意识形态性呈逐渐衰减的趋势，而学术性却日益增强。另外，就论战参加者的整体而言， 具有明确党派归属的毕竟占少数。30年代论战的参与者多为个人或分裂出来的小派系。 他们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他们之间的冲突对立，通常是由一种对所有竞争对手 的笼统的敌视所激起，而非在目标和策略上有分歧。既然如此，论战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就大 大弱化了。 关于论战的实践意义。一般认为，论战推助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建构，并且保证了政治革 命的成功。德里克的分析却与此不同。他说：“那些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最透彻、最富于 洞见的解释的人很难也并没有从他们的分析中得出获胜的结论；那些最终获胜的革命策略， 也并没有被最令人满意的历史分析所支持。”一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替代性的革命 策略与历史分析就变得不相关了。一套成功的革命策略的设计，需要的是比认可封建主义 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精确得多的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洞察(第37、205页)。 不得不承认，德里克的认识是相当清醒和深刻的。国内有关研究者赋予论战过多的实践意 义。原来，历史研究与革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