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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拈花示众到衣钵相传 　　衣山钵影 　　项目名称：衣山钵影 　　项目来源：广东韶关市莞韶城 　　项目位置：莞韶城“双塘印雪”景区 　　作品尺寸：“衣山”高17m、长24m“钵影”直径10m、高4，5m 　　项目策划：杨小彦、冯原 　　总设计：冯原 　　形态与参数化设计：胡建强、冯原 　　工程监理：孙力、阳荣光 　　项目组：孙月、张程、翁昌汉、陈小兰 　　设计单位：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拈花与微笑传心 　　佛祖在灵会山上，拈花示众，众弟子不解，惟有迦叶破颜笑，于是，佛祖谓众人说：吾有正眼法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该故事被后世视为禅宗之起源（其真伪无关本文的语境），在此，我建议采纳种编剧式的分析策略，如此便可将该故事的深层结构呈现出来。 　　佛祖的拈花示众，可视为故事1.该故事的核心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故事1其实就必须依托于故事2和故事3，否则故事1并不能成立。 　　现假设故事2为传法的通常版――佛祖在灵会山上为众弟子说法，众人透过对法（文字）的理解获得真谛；故事3为故事1和故事2的极端版――佛祖在灵会山上，面对众弟子， 　　言不发，且打坐沉思，众弟子不解其故。 　　在故事2和故事3的衬托下，埋藏在故事1之中的结构便得以呈现出来： 　　故事1的结构：心（传者） 　　拈花花微笑心（受者） 　　故事2的结构：心（传者） 　　说法文字听法心（受者） 　　故事3的结构：心（传者） 　　无言无中介无解心（受者） 　　由于故事3属于无解，在此结构中，心与心不能相通，也无法传授，因此，重点就在于故事2对于故事1的衬托。在这两个故事之中，拈花取代了说法，花取代了文字（法的符号载体），微笑取代了听法或学法，于是，拈花示众便成了以心传心的微妙法门，然而，拈花示众的故事并没有完全取代说法与文字（因为众多弟子离开文字依然不得其门而入），但是它设定了传心媒介的高下之分（文字在此也是媒介），于是，传心可以不立（高于）文字，但传心不可没有媒介。开恬可以不听法理，但开恬不可不破颜微笑。 　　不过，拈花示众的故事却仍然埋下了个伏笔，佛祖传心与迦叶，其传心之媒介为花。如是，迦叶再传心于后者，就难以再使用拈花和微笑之路。想象下，若是迦叶在众弟子前，拈花示众，所有弟子均开怀微笑，拈花示众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拈花作为传心的媒介，应该是用过则废，但是，拈花示众所开启的不立文字的传心之路，却是可以无限变通的。真正的问题则在于――非文字的心心相传之路，又如何能够得到使用文字者的确认，并最终将那些通过文字传心之人，通过开悟的途径转变成心―心相传的人呢？拈花示众的这故事埋下的伏笔，就为后来《坛经》所记载的衣钵相传的故事打开了扇大门。 　　安心与衣钵为证 　　禅宗传入中国的第人为初祖达摩。达摩东渡，于广州登陆，自此便开启了禅的思想与智慧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传播进程。而这进程从开始便是困难重重的。首先，达摩以心传心之法为皇帝所不喜，当梁武帝面见这位高僧，以求证其功德时，达摩却冷冷地回答：无功德。后离开京城到嵩山少林寺，也不为众僧所识，于是独自面壁九年，直到个叫神光的和尚上门求法。与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传心故事相比，神光求法之故事，却透射出汉文字背景下要了结文字之心的艰苦卓绝， 　　《坛经》有记：神光终日求法遭拒，一日大雪，神光仍然立于达摩的柴门前，雪深过膝。此时，神光和尚拨出配刀，自断其左臂，血溅在雪地上，此举才惊动达摩，达摩开门出来问道：和尚，你要什么？神光说：我心不安，求和尚为我安心。达摩又问：将心来，与汝安。神光低头环顾说，觅心而不可得，达摩再说：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于是，神光大恬，后改名惠可，达摩立他为禅宗二祖。 　　达摩之于神光的安心故事，一方面显示了在汉文字背景下如何了结文字之心以明心见性之艰难；另一方面也为衣钵相传提供了法理――由于以心传心，无法（文字之法）可循，而且，破除文字之障的结果，是开恬之心必须拥有文字之法以外的“物证”――以物证心。衣钵本是和尚的寻常之物，不过在传心之路上，就可以取代所有经卷而成为神圣物。 　　让我们再次把达摩的安心故事与佛祖的拈花示众的故事相比，如果说，佛祖之拈花是传心的媒介，那么，达摩的传心是以问答（文字）的形式来终结文字的作用，其中介物，就从传心的媒介之花转变成了以物证心的衣钵。衣钵相传，即可以证明心心相传的正统性；反过来，心心相传的正统性又赋予了普通的衣钵以神圣性，所谓“衣为法契，法为衣宗”，便是此理。 　　为何佛祖没有当着众弟子之前，将自己的袈裟托附给迦叶，以证迦叶之心为正传，而仅止于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为何达摩只能独自为神光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