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和谐”.docVIP

PAGE  PAGE 7 “忧患”与“和谐” 　　欢迎学界朋友们到古城西安参加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 　　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们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不忘民族忧患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两个字：“忧患”，有来自自然界，也有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中华民族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长期历史中，产生了忧患意识，形成系统的理论，转化为民族的实际行动，所以总能战胜困难，不断前进。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 　　 　　二、孔子的“忧”与“乐” 　　 　　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约前551－前479)，他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 　　“忧”与“乐”相互依存，孔子有“忧”也有“乐”。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 　　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前7－65)《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1200)《论语集注》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十九《季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9页)、“上下相安”([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0页)。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 　　 　　三、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 　　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或《易大传》)一书，共分十篇(亦名“十翼”)，其中《系辞》(上下)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据当代学者高亨先生(1900－1986)的研究，“此两篇长文(即指《系辞》上下)，结构不甚谨严，有文句前后相重者，有文意前后相复者，又有似随意记录或简篇错乱者。”(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03－504页) 　　高亨先生的看法值得注意。我多次研究《易传?系辞》，都感到其中似乎缺少一贯的思想，相互矛盾处颇不少见。再三推敲，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由于《易传?系辞》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众多学者研究《易经》心得的汇集，加上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