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与“学文”.docVIP

PAGE  PAGE 5 “行”与“学文” 　　《论语?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后世大多数学者看来，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注重“德行”，认为“行”比“学”更重要，“行”在“学”先。但《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处把“文”排在了“行”的前面，与《学而》篇顺序显然矛盾。那么，在孔子看来，“行”与“学文”到底哪个更重要呢?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皇侃疏对这个矛盾问题的解答是：“《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之。”认为孔子是根据对象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教导。因而有了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换言之，《学而》是对“弟子”说的，而《述而》则不是。然而，在有关“弟子”的理解上，历来的注疏家们也存在着分歧，并因此对“行”与“学文”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弟子”。主要有三种见解：(1)解为“男子后生”；(2)解为“童子”(与成年人相对)：(3)解为“孔子之门人”。 　　邢?m认为“弟子”指“男子后生”，他据《子罕》篇“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及《孝经》“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进一步解释说“言为人弟与子者，人事父兄则当孝与弟也，出事公卿则当忠与顺也”。显然，这种思路把“孝”、“悌”看成同义且意义较宽泛，从“人”到“出”是一个推及的过程。这种解释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因为“男子后生”是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特殊性，“父兄”在别的场合下也可以是“男子后生”，也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样的人需要更加重视“学文”。 　　刘宝楠据《礼?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及《大戴礼?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认为“入谓由所居宫至父母所也”，“出谓就傅，居小学、大学时也”，“‘弟’言事诸兄、师长皆弟顺也”。这样“人”、“出”仅是年龄使然。而“孝”、“悌”意义较狭，具有特定的环境特征和对象性。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氏就很容易解释为何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他说：“先之以孝弟诸行，而学文后之者，文有理谊，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则百行皆有所当谨，非教术所能遍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后行，与此言教弟子法异也。”按照刘氏的看法，《学而》此章是教导小孩子的，因为小孩子难以理解“文”中的道理，应该让其以“行”为主；而《述而》此章是针对成人而言的，成人在每一言每一行上都需要慎重，这不是单纯的教导能够达到的，所以成人应该以“学文”为主。从“文”中去寻求更多的修养德行的道理。 　　和刘宝楠截然不同的是，康有为认为“弟子”正是成人。康有为说：“此孔子呼弟子而教之。盖孔子之门人。皆已成人，在二十，敦行孝弟，亲师取友，博学不教之时。不为童子言也。若童年，则自六岁学书，十岁就傅，十五人大学，专力学文，不与众接，亦不责以成人之礼。惟二十之后，责以成人之礼，人事父兄，出取师友，接人任事，皆有责任，不能责肆力于学文矣。然少有暇日，必当为学。以益智养魂。盖学者终身为之，不能以事物间者，始有知识。”依康氏所言，小孩子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学文，而成人则要广泛地参加社会交际，承担许多社会责任，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不能一味地学文了。然而，成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一定要努力学习。 　　康有为和刘宝楠的解释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仔细体味，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一个极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承认“学文”是极其重要的。在刘宝楠看来，教导小孩子以“行”为主，只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使得他们还不能了解“文”中的道理，不“学文”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而当他们成人之后，正确而广泛的“行”却势必要求他们首先要重视“学文”。在康有为看来，小孩子事实上是“专力学文”的。成年人投身于社会而忙于“行”。“学文”不如“行”的时间多，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但只要有余暇就要“学文”，这更说明学文的重要性。据康氏的意见，“行”是“礼”的必然要求，是“魂”的体现；而“文”的作用是“益智”，目标是“知识”，最终归宿是“养魂”、“养成人之德”、“辅仁”，因此和“行”同样重要，需要“终身为之”。 　　朱熹也强调“学文”的重要性。他说：“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行”属于外在的规范，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学文”在于陶冶内心，使人认识到外在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把人由外到内统一起来。按刘氏和康氏的说法推论，“学文”还可以在行为规范之外，发展出新的合理性规范以约束自身。 　　到此为止，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在读到《学而》篇时，妄下判断说：孔子认为“行”比“学”更重要，“行”在“学”先。但是这也不能促使我们认为那些持相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