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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人的职业转换 　　 [摘 要]本文设定的“法律人”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文章针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关系发展现状提出问题，进而分析其制度成因并评述相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职业转换模式，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选任以及转换制度，然后分析了我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转换的可能性及利弊所在。文章认为，法律人的职业转换是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法官、检察官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是推进司法现代化的可行措施。最后，本文提出了初步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人 职业转换 制度构想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90-06 　　 　　一、现实问题 　　 　　法律人即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个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代表的，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伦理的职业群体所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① 法律人大致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人士（如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此外，法律人的外延还可以扩展到行政执法人员（如公安干警和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等。本文为探讨问题的集中性起见，将法律人的外延设定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因为三者有共同的入职门槛（司法考试）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而后者正是本文的题旨所在。下面，考察一下社会实践中法律人的现实问题。 　　首先，法官与律师冲突加剧。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变化和冲突的加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律师制度恢复至律师体制改革开始之前，在这一阶段，法官与律师均为国家干部或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收入水平有所不同，但综合考虑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其他福利待遇（主要是住房分配），两者大致是“综合平衡”的，关系相对平等，冲突也较少；第二阶段，是律师体制改革后至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之前，在这一阶段，律师已经逐步成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专业水平相对较高或者说整体较高，法官则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但权力较大，二者各有优势，且整体上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优势互补”，关系相对密切，冲突也开始增多，但大体和平共处；第三阶段，是统一司法考试和法院审判体制改革推进至今，律师队伍日渐庞大，水平却参差不齐，法官也开始了整体水平的提高，加上法院审判体制改革导致立案、审理、执行和监督的分开，两者的联系相对削弱，关系出现较大变化，冲突加剧。以上情况，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原因在下文作进一步分析。 　　其次，法官与检察官关系微妙变化。虽然两者都是公职人员，两者的关系也没有发生类似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明显的三个阶段，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分工合作，沟通顺畅，“和平共处”的时期；一个是互相略有顾忌，个案上法官主导，群体或机构上检察官制约法官的时期，这也是法律监督体制推进的必然。当然，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还是良好的。 　　再次，律师与检察官的关系渐行渐远。律师与检察官的关系并不以冲突为主，虽然从刑事角度存在职责上的对抗，但律师在刑事辩护上的参与度近年不断有所下降，大多数律师也不以刑事为主要业务，更加不以辩护为主要收入，两者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远的现实态势。 　　最后，在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上，政法部门包括“公、检、法、司”，另有“政法委”分管有关业务，党委和组织部门领导和考察法官、检察官，各级政府管理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以及人大任命法官、检察官等体制，对法律人的关系存在影响和制约，构成考察法律人关系变迁的制度背景。 　　 　　二、制度成因 　　 　　法官与律师关系的紧张状况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而制度性的成因在于职业身份的区别：前者是享受类公务员待遇的公务人员，后者则被当作商人化的“个体户”。二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收入悬殊，律师由于在服务市场化竞争中受到沉重的压力，从而“不择手段”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由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和专业水平的提升，从而更为谨慎和严谨，因此，二者产生冲突的张力和可能性越来越大。 　　法官与检察官的上述微妙变化，也存在职业分工上的原因。 随着反贪力度的加强和司法腐败的暴露，乃至从刑事公诉到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的开展，使检察官更多地处于法官职业操守和业务监督的对立面。 　　律师与检察官关系的疏远，除了分工上的“天然”对抗以外，同样与有无公职相关，公职与非公职者的交往因对抗性的业务关系趋向阻隔。在实践中，由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相对接近，在法官与检察官关系微妙的情况下，更使得律师与检察官的关系越来越远。 　　此外，律师由于身份非公职化，使其虽然类似商人，但整体上经济实力并不如商人，在权力部门完全科层公职化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律师极难进入法院、检察院或通过选举取得其他从政机会，偶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机会只属于极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