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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电视问政评估与创新研究 　　摘要：武汉市电视问政历经6年的发展，取得较大成效，但现阶段其作为问责监督平台，面临两难困境，即成效与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均在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为突破两难困境，提出应转变电视问政的定位，将其视为一种城市治理方式，从治理的四个理念出发，剖析电视问政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关键词：电视问政；问责监督；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2016.13.051 1 引言 电视问政作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平台，广泛出现在湖北、湖南、江苏、广东等地，近年来倍受人们关注，并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武汉市电视问政做得最为成熟，走在全国前列，但现阶段也遇到发展瓶颈。对电视问政重新定位，分析其局限性及原因将有利于探寻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现有对电视问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角度：一是新闻传播视角，将电视问政视为一档集传统媒体、政府、民众三方的舆论监督节目，具有传播优势与价值；二是行政问责视角，将电视问政视为一个官民对话平台，能够发挥提高政府行政水平的作用；三是公众参与视角，将电视问政视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方式，提高了公民的参政热情。但电视问政不仅仅是一档电视节目或监督平台，它嵌入于整个城市的治理当中，现有的研究视角无法应对其复杂性，因此本文试图从城市治理视角分析电视问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探究可持续发展方向 2 研究设计 本项目对电视问政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以城市治理为视角，从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事务协商、专家咨询制度与治理网络四个维度分析电视问政存在问题的原因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旨在解决电视问政现阶段面临的两难境地，为其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调查前期对电视问政视频与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整理分析，并对节目编导和主持人进行访谈，深入了解电视问政的内容与形式，后期选取典型案例对电视问政公信力开展实地调查，发放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195份，有效问卷率为88.6% 3 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的形式、内容与公信力 3.1 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形式的发展历程和制作模式 2005年，武汉市纪委、市纠风办与武汉电台联合开办广播直播节目《行风连线》，邀请各职能部门接听热线电话，解答市民的投诉 2006年5月，《行风连线》主办方开展户外直播，14家上线单位的“一把手”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投诉。2007年5月，市纪委等相关部门开办特别节目《职能部门领导与行评代表、市民面对面》，在三个层面实现创新：一是拍摄问题短片；二是市民代表与职能部门领导现场对话，行政评议代表进行点评；三是走进社区，现场连线直播。2008年，《行风面对面―关注民生》首次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渠道，让各上线单位负责人现场接受观众的投诉。2009年，《区长百姓面对面》将主题访谈与现场办公相结合，将进社区活动与演播厅访谈有机衔接。2010年，《行风连线5周年特别节目――履行承诺关注民生》大型直播电视访谈开播，影响力扩大至全国。2011年，市纠风办等相关部门为检验各单位整改践诺情况联合举办《兑现承诺优化环境――2011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直播活动，分为四个不同主题并分场进行。同时这也是首次明确将一年一度的“特别节目”命名为《电视问政》。2012年，《电视问政》从每年一次扩充到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2013年“电视问政”由主持人犀利提问转向为百姓主导问政，观众可以通过增设的电子投票器打分来表达他们对政府承诺整改问题的满意度。2014年电视问政节目开始控制官员发言时长，以保证官员对问题作出的回应更具针对性 目前，电视问政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作模式：一是党委政府主导模式：首先政府出台征集十大突出问题的社会公告，然后电视台搜集线索和纪委一起探讨节目内容，最后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后确定问题。二是节目策划模式：市纪委、市监察局掌握大局方向；市纠风办、电视台专班小组进行节目微观策划。三是场上问政模式：建立主持人统筹各方最终实现官员承诺的问责机制，即新闻短片揭露事实，主持人、观众与官员之间的“发问―解释”循环，观众举牌评价与专家评论人评论穿插其间，最终官员在事实与各方压力下承担责任、做出承诺。四是场下问责模式：市治庸问责办负责下达整改督办函，对具体负责人进行问责。五是考评模式：现场观众对每一场问题整改进行满意度打分，将考评成绩纳入年终绩效考核总分 3.2 武汉市电视问政曝光问题的内容分析 通过整理分析历年武汉市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发现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横向看，曝光问题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纵向来看，曝光问题类别不断丰富，反映了问政力度不断加强。二是民生问题与热点问题契合度有偏差，百姓最为关注的教育医疗问题直到2014年才在电视问政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