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的传记电影叙事与史传文学传统.docVIP

《启功》的传记电影叙事与史传文学传统 　　[摘要]中国传记电影深受史传文学传统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叙事模式。《启功》的叙事特点表现在将人物置于历史洪流中，以主题为红线将生平故事有机串联，采用直抒胸臆、诗画结合、前后映照、卒章显志等手法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以《启功》为代表的新时期传记电影注重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采用散文化的串珠结构方式，强化叙事中的抒情功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记电影叙事模式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中国传记电影；叙事模式；史传文学传统；《启功》 　　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中提出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这一概念。所谓“影视史学”，即指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史学相对于书写史学的优越性在于具有直观性、临场性、能指和所指的同一性。传记这一史学分支借助声画语言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尤其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新时期中国传记电影在叙事上普遍采用串珠结构，不追求核心戏剧冲突，而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形成散文化的电影风格，这与《史记》奠定的史传文学传统有很深的渊源。本文将以传记电影《启功》为例，从叙事结构、主题呈现和抒情功能等方面探讨中国传记电影叙事模式与史传文学传统的关系。 　　一、宏大叙事：将人物置于历史洪流中 　　“以《史记》为开端，中国的传记形成了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写人的宏大叙事传统，后继的传记作者所关注的大多是与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而对于个人的身边琐屑、传主的内心世界一般都不给予过多的关注。”[1]中国传记文学从诞生之际便依附于史学，难以摆脱历史的重负。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现代传记文学观念，也沿袭了“史传合一”“知人论世”的民族文化思维定势，中国传记电影的创作必然会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如电影《邓小平》就被研究者称为“史迹传记片”：“就影像表现特点而言：明显遵循还原史迹资料拼贴手法，趋近史料纪录片。影片对历史大事件顺序的忠实成为构思的基本骨架，几乎囊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是《邓小平》梳理人物命运的主要线索……”[2]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历史功绩必须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来考察。传主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传记电影对历史重大事件呈现角度的差异。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和学者。他不是政治家，他的成就不体现在政治上，因而重大历史事件只作为人物的生活环境加以呈现，淡化为历史背景。《启功》所反映的历史背景跨度很大，从清朝一直到新时期。影片中多次出现表示时间的字幕如1966，1920s，1930s，……字幕作为精准的时间刻度，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进行标记，强化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带有编年史的意味。影片中还采用了一段十几秒的新闻纪录片资料，对1938到1945年的抗战历史进行概述。影片中历史事件的呈现方式虽然不像电影《邓小平》那样聚焦放大，但人物始终没有脱离历史背景，人物一直处在历史洪流之中。例如，电影开头对“文革”有一系列程式化的影像描述；片中两段表现启功排队领粮食的场景（抗日战争期间和“文革”期间），均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和物质资源的匮乏，真实地呈现了主人公在剧烈历史变动中的生存状态。另外，辅仁大学是启功一直工作的地方，影片将校园作为具体的历史标本，呈现了不同时期的校园人文生态。影片始终关注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强调历史环境对人的影响，启功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二、串珠结构：将生平故事有机串联 　　任何传记都不可能叙述传主一生的所有经历，只能选取典型事件来表现传主的性格和成就。传记学家杨正润认为：“如果传记家把相关事件组织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来叙述，即以传主的某件事为核心，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的背景都集中在一道，叙述其原因、经过和结果，这就形成传记中的一个场面。……如果一部传记主要由若干场面组成，这就是场面结构。”[3]场面结构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串珠结构，《史记》中的传记作品就主要采取这种结构方法。如《项羽本纪》主要表现项羽戎马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写完璧归赵、渑池会与将相和三个故事等。 　　电影《启功》紧扣启功“书画家”“教育家”“学者”三重社会身份展开叙事，三条线索在现在时态和回忆段落间不断穿插，时隐时现又相互关联。剧中的每个场面都能呈现传主与时代的关系，比如他在战乱中卖画为生，在“文革”中被监管，在新时期重登讲台；每个场面都能表现传主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如“文革”中用扫帚在厕所地上画“墨竹”的乐观豁达，新时期对地摊赝品书法以包容对待的宽厚温良等；每个场面都表现了传主和他人的关系，比如少年时期祖父的熏陶、母亲的鼓励、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