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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理论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摘 要: 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方面有很强的逻辑解释力,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该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局限。本文从制度创新理论的阐释,学者们对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一些探索,教育制度的特殊性、制约因素与创新的机制等方面对制度创新理论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关键词: 制度创新理论 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创新机制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论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依据这一观点,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分析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突破性发展的事实,能看到制度创新的效应与力量。我们认可经济学中的制度创新理论在高等教育中所起的启发意义,并认同教育制度因素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内源动力,但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一项制度安排有其特殊性,高等教育需要制度创新,前提是要尊重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表现。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促进或阻滞作用。因此,在我们将制度创新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的时候,对之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 　　二、制度创新理论的阐释 　　制度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称为制度变迁理论①,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所创立的。诺斯认为,推动行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动力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创新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创新,这就是制度创新的原则。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在竞争环境中创造出新的经济行为规则或游戏规则,即选择交易费用更少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三、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探索 　　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学科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制度变革和体制效率问题,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制度经济学中的关于制度创新的研究方法也就被大量地引入到了教育领域,以对教育组织及其变革低效进行制度分析,从而证明制度在决定教育改革与发展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教育组织及其变革的有效性必须在教育活动本身的重新构造上,必须在教育制度的重新构造(其核心是政府与学校关系的重新调整)上做文章[1]。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约翰?丘伯借用比较制度分析法,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学校系统组织结构和工作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基本结论是私立学校优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办学效率高于公立学校。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运行效率,必须认识到效率低下的原因深深植根于现行管理体制的基本特性之中,真正的教育改革所需的方法是改变现有的制度组织,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应该能切实培育和推进人们所需要的那些学校。”[2] 　　高等学校(教育)作为建立在一定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上的规则结构,作为被制度所确立的一个组织②,具有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契约性质。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研究中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经济组织的不断进化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因此教育中的契约选择也取决于相应的交易成本,而教育组织也是契约选择的结果,教育组织的演化也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化。这是教育组织演变的基本规律。交易成本也决定了教育制度选择。也就是说,教育制度的创新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的,从而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 　　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制度分析的唯一方法,而是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在运用时必须牢记教育现象的特殊性,切忌生搬硬套。例如有学者认为:“强调教育制度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内生资源,根植于人们自身的教育利益(这种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利益)和理性计算。”[3]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制度乃至全部教育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它使我们沿着某种新的学术性思潮,换一个不常用甚至是相对的视角来看待教育制度,看待教育。但也正因为这种突破,使这一研究产生了争议――方法论个人主义思维模式在教育制度问题分析中是否适切?本文认为,实施教育和接受教育不是纯个人的事情,其中渗透了太多的社会规定性。在教育制度问题中,这种社会规定性还具有双重意义:教育自身的社会规定性和教育制度的社会规定性。而那些强调教育制度创新应当尊重个人的利益差异、注重成本―效益分析计算的理论,其讨论的前提条件正是教育环境的社会强制规定性,讨论的目的只在于研究的简化和对那些过度强制性进行适度的修正。 　　四、教育制度的特殊性、制约因素与创新机制 　　1.教育制度的特殊性 　　教育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是特定思想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