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ppt

第八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宋代法律制度 第二节 辽金两代立法概况及法制特点 第三节 元代法律制度 本章重点 《宋刑统》与《元典章》的结构特点；宋代《贼盗重法》与《重法地法》的作用与影响；元代的四等人制度及其在刑法中的体现 本章难点 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第一节 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其认为“理”为万物之本，世上万物皆由“理”衍生出来。理学的主要内容是阐发义理，兼谈性命。理学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采佛道学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理学萌发于唐韩愈的“道统”思想，中经北宋程颢的发展，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朱熹的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指导原则，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人治思想主要有两项内容：第一，君主自律重于法律。第二，择人重于建制。 在德刑关系上，朱熹认为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政刑”与“德礼”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方法和工具，其目的都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在具体运用中，两者则有轻重本末之别。 “政”是治理国家的法度，“刑”是辅 助治理的方法，“德礼”则是治理国家的 根本。“德”注重内在的东西，“礼”注 重外在的东西，德又为礼之根本所在，因 此政、刑、德、礼虽然不可偏废，但德礼 之效远胜于政刑。 朱熹还勾勒出德礼政刑四策与人性之间息息相通的线条。他认为人的“气禀”有“浅、深、厚、薄”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人们“人欲”程度的不同，治理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对策。对气禀最深厚者，即自觉效忠君主者，则导之以德；对气禀深厚者，即能够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者，则齐之以礼；对气禀浅薄者，即只能被动地服从国家的政令者，则导之以政；对气禀最浅薄者，即只为刀锯威力所折服者，则齐之以刑。 朱熹的德刑关系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德、礼、政、刑各有明确的对象，有的放矢；第二是德、礼、政、刑同时并举，没有先后之分，而且这四者都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手段；第三是特定的条件下，先以政去刑，以礼去政，再以德去礼。 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这一时期立法基本指导思想在于强化中央集权，从法律 上肯定“稍夺其（藩镇、节度使）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重在刑事和行政立法。 第二个时期是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这一时期的立法思想较前一时期最大不同，就是由以法律强化中央集权，变为以法律来适应封建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重视民事经济立法。 第三个时期是南渡后至宋亡于元。这一时期立法思想主要受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的影响。 二、宋代主要立法及法律形式 1、《宋刑统》的制定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完成《宋刑统》的编撰，太祖诏“付大理寺刻版摹印，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版印行的法典。《宋刑统》共三十卷，十二篇，二百一十三门，五百零二条。其篇目名称和主要条款，都是来自唐律。与唐律的差别体现在：（1）在体例上，《唐律疏议》每篇之下即是律文， 而《宋刑统》明显吸收了“刑律统类”的编撰方法，在各篇篇目下，又将内容相同的条款归纳为“门”。 （2）收编的法律形式不同。《唐律疏议》收编的法律形式是律文和律疏，而在《宋刑统》中，除律文和律疏外，还收录了一些通行的敕、令、格、式等，所以从这方面看，《宋刑统》是一种律令合编的形式。同时，亦纳入“起请”三十二条。所谓“起请”就是《宋刑统》的起草者窦仪等对律、敕等法律条文所作的修正和补充。 （3）刑罚有变通。《宋刑统》中除了沿用唐律中规定的五刑外，增加了诸如“折杖法”等新的内容。 （4）文字有删改。《唐律疏议》在各篇之下，均列出该篇的历史渊源，《宋刑统》对此予以删除。 2、宋代的编敕与例 所谓“编敕”，是两宋时期最重要、也是最经常的一种立法活动。 在五代、两宋时期,“敕”成为一种专门的法律术语，指皇帝针对具体事项发布的诏旨。按照宋朝的惯例，皇帝的“敕”必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的“封驳”等程序，才能通行全国。所谓“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分散的“敕令”进行整理、编撰，使之成为具有系统性、相互不矛盾的法规汇编的活动。 编例亦盛行于两宋。所谓编例，是将散例加以整理和汇编的立法活动。 宋代的例有两种：一种是断例，即审判成例；一种是事例，即以皇帝“特旨”和尚书省等官署发给下级指令的“指挥”编类为例。 3、南宋的《条法事类》 所谓条法事类，就是将敕、令、格、式以事为类编纂而成的法典。南宋孝宗时 曾编有《淳熙条法事类》，宁宗时编有 《庆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