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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兴衰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为CCCS的第一任主任。后来,霍加特离开伯明翰,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 CCCS主任一职便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继任。从1964年霍尔到CCCS工作,到1968年担任主任,再到1979年离任,霍尔在这里连续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CCCS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CCCS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和伦敦哈奇逊出版公司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继任中心主任后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伦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展到本科教育的领域。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 伯明翰学派的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是指那些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乔治·拉伦、托尼·杰弗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吉洛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戴维·莫利、安·格雷等人。 广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则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学习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伯明翰学习和工作过、却与伯明翰学派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知识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霍加特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识字的用途》。它生动了再现了二战前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并且将之比较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影响下的英国的当代生活和文化氛围。前一部分描述了霍加特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时为20世纪30年代。（霍加特追缅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文化）。后一部分描述此一文化如何面临种种大众娱乐新形势，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威胁，这时是50年代。霍加特认为这些大众文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们格外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故而实在忠实地记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且认为这些廉价出版物上的故事，描写了一个特定的、纯朴的世界，具有一定的传统价值。虽是幼稚的华美，却富有感情。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大众文化的长驱直入，也表现出了他对50年代流行文化的忧虑，忧虑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将会侵害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认为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是文化赝品，缺乏大众生活文化经验中的那种有机的根基。 威廉斯：文化是普通平凡的 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 《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旧词新释。其中文化一语，威廉斯指出文化具有五个层面的意思，威廉斯本人最看重的是第四种意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一定义也是伯明翰文化主义传统的圭臬所在。文化终而从意指心灵的状态抑或知识、道德、习俗，转而指涉整个日常生活方式。 《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而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威廉斯强调的是“社会的”文化定义，将文化描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不仅见于艺术和知识之中，同样也见于日常生活之中。强调视文化为日常生活的定义。文化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的背景中，通过日常生活的表征和实践来进行。 威廉斯的文化思想，其纲领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是普通平凡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将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霍尔：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 大众传媒研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电视研究最为突出。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电视话语：制码和解码》一文。霍尔更加明确地指出,虽然对于电视制作者,他们要将推荐的意义进行编码传达给观众,但“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而这并不是同一的”。在此基础上,霍尔将电视解码进一步区分为观众对优势符码的接受、协商和对立三种方式。接受方式指的是接受者不加质疑地接受媒体所企图传递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协商方式指的是解读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协商和调试。对立方式则指的是接受者虽然完全理解电视话语所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