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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走西口对内蒙古经济发展影响摘 要：走西口是清代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等内地百姓涌入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地区的移民活动。200多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不仅对移民输出地的人口构成产生深远影响，更是对移入地区内蒙古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迁移 走西口 经济影响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了移民对社会变迁和革命的作用。人口变迁带动了地区发展，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分布，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迁移具有选择性，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可以成为迁移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走西口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走西口的历史背景 （一）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压力 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的大一统局面以及统治者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环境。“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产生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内地实无闲处的情形；到雍正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原、河谷和易开垦的土地都已成为农田，人口稠密，人口激增，人地矛盾进一步加深；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此阶段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记录，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激烈。在内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来寻找新的土地，沦为流民。其中一部分人是临时出外做工的劳动者，另一部分则成为他乡的永久性移民。在内地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地广人稀的口外地区便成为了他们奔赴的乐土。内蒙古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正好成为了吸引他们迁移的重要因素。 （二）灾害与战乱频发 据资料统计，清朝乾隆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各种自然灾害数高达1140次，其中水旱灾占的比例将近一半，共有514次。黄河泛滥造成的河南山东等地的水灾，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且范围广大。乾隆五十年山西忻代等州县水灾，造成灾民近两万。嘉庆道光年间，有23年黄河为患，其中嘉庆（1796-1820年）25年中，就有15年发生河患，其频繁和危害程度是惊人的（王质彬、王笑彬《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载《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二期）。 除此之外，旱灾也是经常出现的。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河间等处较旱，闻得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得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清政府令“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六月丁丑）。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与社会动荡，使内地农民奔走他乡，造成人口锐减和土地的大面积抛荒。满清贵族在华北地区大量圈占土地，使得广大农民丧失家宅田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北方到处呈现出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的凋敝景象。 （三）口外招垦 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内地汉民。清代蒙旗的招垦不仅限于王公贵族，整个蒙旗几乎所有阶级都被卷进私招私垦的行列。被招汉民的到来给蒙旗王公带来一些畜牧业以外的收入。蒙旗王公受到利益的驱动愈加招纳大量汉民垦种，接下来的蒙地就出现了上至扎萨克王公贵族和旗佐官吏，下至台吉塔布囊，乃至一般壮丁、普通牧民等主动招垦内地汉民开垦的情况。如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多斯荒歉，“蒙民乏食，向清廷提出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取利，清廷听其自偿自便。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张鹏一：《河套图志》卷四）。为此清廷曾采取法律措施，限制各蒙旗私招私垦，然而现实中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又迫使清廷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不得不允许内地农民进入蒙地垦种或特许蒙古王公等私招私垦。这种默认或特许的态度，加快了蒙地私招私垦的进程，为走西口进一步深入开辟了道路。 （四）政策导向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口外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为恢复社会生产，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清廷格外重视农业的发展，采取鼓励农耕的发展政策。康雍乾时期，正值西北用兵频繁、内地灾情不断、流民涌入蒙地的高峰期。为解决内蒙古地区的粮食问题并提供部分军粮，清廷采取鼓励农耕的农业发展政策。康熙皇帝多次派人前往蒙古地区向蒙地提供生产资料，教会当地蒙民生产技术，鼓励兴修水利，并督促他们开垦田地、减少畜牧。雍正时期还采取了减免田租的政策鼓励发展种植业等。鸦片战争以后，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清政府上下官吏都千方百计寻找扩大财源、增加收入、充实边防的捷径。于是，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地区就成为聚宝盆，很多官吏都上奏提出放垦蒙地、开辟财源的建议。新政在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措施最主要的是改变原有的对内蒙古的封禁政策，官垦蒙地，向关内广大无地农民招垦。 二、“走西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