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缺陷及改革.docVIP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缺陷及改革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人们往往忽视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而只是机械套用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问题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其中自然包括商业银行的治理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也促使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以有效的治理机制构成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司治理问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就被Berle和Means提了出来(1932)，主要是关于公司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问题。在随后的大量有关公司治理文献中我们可以把公司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以Alchian和Demsetz(1972)、Jensen和Meckling(1976)的企业产权理论为代表，主要研究委托――代理的问题。第二类以斯蒂格利茨为主要的代表，他拓展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McCOnnell和Servaes(1990)的研究表明，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有效性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如果股权过于分散，考虑到监督经营者付出成本，分散的中小股东便存在“搭便车”的动机，不会去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如果股权过于集中，一股独大，小股东便无法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和直接的监督。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最早由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在1994年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中率先使用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因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声称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张维迎、吴敬琏(1994)等首先提出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借鉴和吸收当代公司治理理论。接着，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的内涵(林毅夫，1997)、有效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97)、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张维迎，1999)、产权的讨论(张维迎，1999、2000；孙永祥，2001)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李维安，2001)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张维迎认为，公司治理从广义上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郎咸平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观念是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就是要解决出资者应该怎样控制经理，以使他们为自已的利益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1980-1997年，超过130个国家遇到了银行问题(Hndgren，Carcia，Sael，1996)，学界开始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与一般的企业公司治理问题区别看待。从一般的企业公司治理到银行公司治理，除了增加了监管者(银行监管当局)和债权人。(以存款客户为主体)外，还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和新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缺陷 经过20年来的改革与探索，国有商业银行在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现代商业银行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机制还相距甚远，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1．宏观经济环境方面 (1)国有商业银行所处经济环境。各国的公司治理都有自身的特点，这是由其所处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决定的。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我国的经济环境决定了银行的发展状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中国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转轨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唐双宁，2003)。 (2)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国有银行是国家独资的银行，政府应以国有股东的身份主导银行改革。其次，国有商业银行长期通过贷款方式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和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向国家上交了大量税收，国家对银行的注资改革，可视为对商业银行的一种补偿。最后，银行的金融机构具有高风险和传递金融风险的特性。所以，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金融安全，国家有义务使用公共资源进行危机管理。但容易形成居民对国家声誉的“心理依赖”，使资本金充足率制度形同虚设。 (3)国有股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我国商业银行中一股独大问题，主要是因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国家是一个公共机构，追求的是公共目标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目标，同时，国家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缺乏“经济人”特性，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出资人国家是虚拟主体，无法真正监督银行，所以委托其代理人政府管理，由于政府会以利益偏好选择经营者，最终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