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政治再难解决钓鱼岛问题.docVIP

模糊政治再难解决钓鱼岛问题今天,韬光养晦,未必再符合国情,中国要低调、置身事外,也未必可以如愿,愈来愈多人希望中国有更清晰的外交战略 一个钓鱼岛,让公众重新热烈讨论,中国对领土主体纷争,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先生所著,《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一书,读到一些相关的章节时,带来了一番启发。 黄文放是最早参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工作的官方成员之一,不单在前期为中央做过一些准备和研究工作,到了中央决定收回香港之后,他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参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权的具体方案。当时有关小组成员只有五个人,他是成员之一,鲁平是组长,具体决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黄在书中透露的数据和内幕,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书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变,之后新政府提出要放弃所有殖民地,并准备把澳门交还中国,但当时中国反而不想收回,因为一旦收回,就一定会带出香港前途的问题,而当时中国仍未想立刻处理。于是,找来土生葡人领袖宋玉生做中间人,与葡国总理私下沟通,达成一些谅解,后来再由两国达成协议,包括: 一) 澳门是中国领土,主权一贯属中国政府所有; 二) 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 三) 在适当时机通过中葡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四) 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因此,当香港殖民地总督麦理浩在1979年3月访京,以“新界租约只剩18年,土地契约批出年限为港府带来难题”作为理由,提出要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时,邓小平的答复是:关于九七问题,中国现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国人不要太早提出问题。 中国原本考虑引用前述“澳门模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即口头上主权不让,以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为诉求点,拖至未来才解决,在此之前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但书中透露,由于英国人不同意,不合作,要中国就九七问题清楚答复。到1981年4月3日,邓小平接见英外相卡林顿之后下达指示,要属下研究出一个明确方针和态度。其间,中方在香港与英国有很多非正式沟通,也曾就“澳门模式”进行探讨,到1981年12月,中央终于拍板,决定收回主权。 回到今次的钓鱼岛主权纠纷。 有关中国对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态度,其历史沿革,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页,“中国外交历程”一栏里,有以下的一些纪述: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 可以看出,这与前述“澳门模式”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 那就是,出于务实政治考虑,而采用一种“模糊主义政治”。所谓模糊政治是指,为了避免因立场不同而与对方立时产生冲突,因而回避明确表态,反而刻意让双方在一个模糊状态下,摸索解套之道,又或者至低限度,“一个问题,各自表述”,让双方都有下台阶,避免彼此间实时剑拔弩张,兵戎相见。 这里包含着“事缓则圆”的中国传统处事智慧,即相信让条件慢慢成熟,又或者新的时机出现,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其实,这种模糊政治,也与当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密切有关。要韬光养晦,所以要回避争议,避免引发冲突,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好好发展经济,补回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滞后。 然而,模糊政治需拿捏得当。如果处事过于消极,失了分寸,模糊政治也可能会落得“驼鸟政策”的声名。 而更重要的是,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