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及日本法律近代化.docVIP

等级制及日本法律近代化摘 要：等级制在日本有其独有的历史和本土特色，推动了日本法律近代化。等级制的三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天皇、政府和民众在日本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果缺少等级制所延续和构建的社会环境，日本法律近代化的完成会因生存土壤的缺失而难以实现。 关键词： 近代化；等级制；强势地位；集团主义 中图分类号：DF 09文献标识码：A?? 生活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日本史学家和东方哲学研究者津田左右吉曾经断言：从社会组织到家庭形态，日本民族都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构，而日本的文化结构比中国的更适合于现代化，因而近代以来，日本迅速进入世界的现代文化之中，中国却除了少数知识阶层毛皮上的现代化之外，社会整体仍停滞于现代文化之外［1］。其中津田左右吉蔑视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固然为我们所不齿，但他所提到的文化结构的确有值得琢磨的地方。福泽谕吉则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2］。那么，日本社会究竟有着什么样特殊的文化结构？? 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与中国皇帝世俗化的观念不同，天皇被视为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既是神又是人；并且是日本自开国以来的统治者。天皇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未曾中断过，也即万世一系，皇室中人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即使历史上天皇经常被任意罢免、放逐甚至被人们遗忘，幕府时期甚至还出现过天皇宫廷贫困潦倒、向商人借贷的窘迫状况，天皇却始终在等级制中占有一个“恰当的地位”。这样，才有了明治维新时期对古代天皇制的恢复，将古代专制国家的天皇转化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理想统治者。? 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存在着士、农、工、商4个世袭等级。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虽然能够从事所批准的职业，却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商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因为他们被视为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农民是生产者阶级，承担着赋税、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农民与武士是维护封建社会安定的两个阶级，不同之处在于：武士不能兼做商人、农民或者依靠手工艺为生的工匠，他们生活的来源完全仰赖领主。在这个金字塔形状的构造中，天皇为其顶点，以士为代表的家产官僚阶层位列中间，农、工、商等被统治阶层处于底层。这种“一君万民”的体制源于儒家文化的社会组织和秩序原理，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纵式”社会。身份等级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然而，如果认为正是依靠这种“纵式”的社会，日本便“适应了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3］，此种观点认为“纵式”社会具有整体号召机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优越的社会整体性三方面的适应能力，从而造就了“纵式”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长足发展。从而在近代顺利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完成了法律的近代化；那么，持此种观点的人无法解释的是：同样有着“纵式”社会结构的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法律改革艰辛备尝，最终却事倍功半。显然，他们忽视了等级制的日本特色，这种特色使得日本社会在近代面临外来冲击和内部发展交织的困境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具体讲：? 第一是二元体制。在律令时代，指日本公元7世纪至9世纪左右。日本也曾经像中国、韩国一样实行过中央集权制，但很快便归属在了二元的政治体制之下。自德川时代日本德川家康建立的政权（1603―1867）。开始，虽然天皇和幕府的统治同时并存，但是实际的政治权力操纵在幕府手中。德川幕府通过参勤交替制德川时代，诸侯每隔一年来江户谒见将军并留在幕府供职一年。，表面上保持了传统的尊皇原则，实质上却是一种抑制大名势力、维护幕府集权体制的手段。较之中央集权制和欧洲中古近世的彻底分权制，这种二元体制恰是两者的结合形态，该形态的存在使日本近代时期在法律等各个方面的转化获得了相对较强的适应能力。? 第二是忠重于孝。忠和孝是日本自7世纪以来从中国引进的伦理价值。在中国，”仁”是忠孝之上更高的道德，忠、孝是有条件的；但在日本，忠诚的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的伦理观念之上，“渗透于整个社会，成为所有阶级的理想”［4］，而孝则“归根结蒂意味着忠”［4］103。忠诚的原理除了确保着国家的秩序之外，更是维系着社会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是身份上的序列，更由此形成了日本的集团文化，从而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唤起了民众的参与激情。? 第三是灵活变通。日本的等级制还具有中国、印度等国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可以用一些明确的手段对制度加以调节，使之不会破坏公认的常规。如可以通过几种公认的手段，在不同等级间通婚，富裕的商人经过这样的方式逐渐渗入下层武士阶层，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商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