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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价格跟随行为反垄断法规制摘要：价格跟随行为，也叫价格领导制，一般出现在寡占市场中。反垄断法并不禁止寡占企业基于寡占的相互依赖性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平行行为；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寡占企业的价格跟随行为会导致企业间协调彼此的定价，从而可能构成协同行为。证明价格跟随行为构成协同行为的关键，是证明企业间合意的存在。由于证明合意的直接证据很难取得，应通过允许使用间接证据、适用事实推定制度等方式进行灵活认定。 关键词：价格跟随行为；反垄断法；协同行为；间接证据；事实推定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日常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垄断协议，但大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垄断协议的违法表现形式都比较初级单一，主要以书面协议、行业协会的决议或召开协调会等明示形式达成，(注：例如，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编著的《反垄断典型案例及中国反垄断执法调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中，所汇编的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主查处的垄断协议典型案例都是通过行业协会章程、协议书或召开协调会等明示形式达成的。详见该书第112-134页。而据另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发布的《2007年全国价格监督检查统计分析》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5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快攀升的情况下，全国共查处价格串通案件70起，同比大幅增加。违法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众多同业经营者联合提价，并在经营场所公布；二是占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出面协调统一变更价格；三是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协调确定或变更价格，并以行业协会名义对外公布。)较易取证和定性。 2008年8月1日起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做了专章规定。随着对《反垄断法》宣传力度的加大和一些被查处的垄断协议典型案例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达成上述垄断协议容易暴露，因而较少采用此方法，并积累了一些反调查经验。不少企业更倾向于采用不易留下直接证据、更为灵活的协同行为来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这给执法机构的调查与定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对于经济生活中较常见的价格跟随行为，(注：例如，2008年2月26日《京华日报》报道：“昨天，我国钢铁业第一巨头宝钢宣布：经公司价格委员会研究决定，第二季度宝钢钢铁产品价格在一季度价格基础上大幅上调……据悉，一季度，宝钢价格已上调了300元左右，并引发其他钢厂跟随涨价。”2008年3月22日《南方日报》报道：“继雀巢宣布4月将提价后，惠氏、美赞臣、多美滋等也跟进调价……本月底下月初也将提高婴幼儿奶粉出厂价，涨幅为5%―10%。”以上是2007年5月众多有关价格的媒体报道中的两则。不断攀升的CPI使公众对“涨价”两字十分敏感，特别是“跟随涨价”、“跟进涨价”的字眼很容易让人怀疑在“跟随”行为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企业之间某种形式的联合与共谋。)如何在规范限制竞争的协同行为和尊重保护企业的自主定价权之间厘清界限，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的一个突出而又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将试图从分析价格跟随行为构成协同行为的可能性入手，在介绍国外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期望能为完善我国规制价格跟随行为的反垄断立法和实践提供些许参考。 一、价格跟随行为可能只是有意识的平行行为 价格跟随行为，也被称为价格领导制（price leadership），指在某些行业中，一家主导企业或者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率先确定价格或改变价格，其他从属企业接受或者跟随这个企业的价格，并采取相应的产量和价格决策的情形［1］。价格跟随行为一般发生在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寡占市场中。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企业数量少，企业之间相互依存性强，一方的价格变化对其他企业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当存在其他竞争者 进入可能时，在位者为了获取短期利润最大化或只维持一个低的利润水平以不招致新的竞争者进入，通常会实施包括掠夺性定价、限制性定价等在内的策略性定价行为［2］。掠夺性定价和限制性定价是寡占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反应,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同时，“囚徒困境”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示，(注：“囚徒困境”悖论最早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塔克于1950年提出，它是一个非零和游戏，说明了就整体而言，即使是对于利己主义者，最好的结果都是彼此合作而不是背叛。一些学者用博弈论的方法在动态的框架下研究企业合作策略性行为。克瑞普斯（Kreps,1982）等认为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的结果是可能发生的。弗里德曼（Friedman, 1971）和阿布鲁（Abreu, 1986）分别证明了在一定的限制性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冷酷到底”策略和“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下厂商合作均衡的存在性。罗腾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