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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沼气池建设及使用影响因素探究摘 要：利用对贵州丹寨县130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目前农村户用沼气池利用率偏低，沼气池建设和使用情况不但与村庄和农户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受政策实施情况的影响。总体上，示范村沼气池建设数量多于非示范村，废弃率也低于非示范村；政府统一要求建设的沼气池数量多于个人申请建设的沼气池，但废弃率高于个人申请建设的沼气池；从沼气池建设资金配套来看，贫困村农户获得的政府补贴低于非贫困村，政府统一要求与个人申请建设的农户自筹资金基本相当。因此，政府应重视不同农户的差异化需求，采取差异化的支持策略，提高农户建设和使用沼气池的自愿性和积极性；同时，应扩大示范村范围，并加大对贫困农户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农村户用沼气池；沼气示范村；农村能源；贫困村；沼气池建设；沼气池使用；沼气补贴；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支农项目财政投入日益增多，惠农项目多种多样，其中，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项目是近几年增长势头较快的项目之一。沼气技术利用人畜粪便、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在沼气池内厌氧发酵产生沼气，将沼气作为生活能源，把沼肥（沼液、沼渣的总称）作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同时也解决了粪便的环境污染问题，因而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由于发展沼气有利于农村种植养殖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生态建设和农村居住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国家把农村沼气建设作为改变农村能源结构、恢复生态、改善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六小工程”的重点内容来抓。2004年中央出台了《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管理办法》《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一池三改”基本建设为单元，对建设沼气池的农户进行补助；2006年和2007 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投入。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我国农村户用型沼气项目建设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底，全国户用沼气池数量已超过5 500万个。 但是，不少地区的沼气池利用率偏低，与政府公布的令人欣喜的沼气池建设数量相比，农村沼气池建设所发挥的实际功效令人生疑，有学者认为沼气池项目所带来的实惠停留在“纸面”上（郑风田，2009）。为什么沼气池建好之后却被“冷落遗弃”？是因为农户自身的原因，还是政策原因？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贵州丹寨县的调研数据，分析和总结农村沼气池建设和使用的现状与成因，尝试对该问题做出解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丁 冬，郑风田：我国农村沼气池建设和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二、有关文献回顾 农村户用沼气池属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公共物品，具有Samuelson（1954）指出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叶兴庆（1997）从成本分摊方式的角度，把公共物品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分为制度内（即政府通过规范化的税收收入提供）和制度外（即由政府或社区组织通过制度外公共收入提供）两种。国内学者对于支农项目的政府行为研究较少，多集中在对政府行为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上，少有实证分析。王金红（2006）认为在支农项目中的政府行为受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悲情效应、乡情效应、旗手效应等，并认为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与运作机制，减少和排除非制度因素的影响。陈诗一和张军（2008）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指出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比东中部地区要低很多。赵定涛和卢正刚（2005）认为在转型期政府俘获行为最容易发生，且会随着国家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日益加剧，所以对于政府的这类行为要防微杜渐。折晓叶和陈婴婴（2011）认为项目制分级运作在我国现行的涉农资金和支农项目中占主要部分，尤其是对于那些项目进村的工程；并对我国东部和中部较发达地区几个县市的数个村庄进行了长时间追踪调查，发现项目运作在欠发达地区并不存在优势。周飞舟（2009）用锦标赛体制解释了我国的大跃进运动，他指出高度中央集权促使行政体制本身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的独特现象，在锦标赛中，中央会在经济上放权于地方政府，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刺激地方政府在主要经济指标上展开角逐。国内外有研究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Huang等（2001）指出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产出有重要的正面影响；樊胜根等（2002）基于省级数据，建立了一个用于系统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对地区经济和收入分布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公共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我国大力推广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以来，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对各个地区沼气池建设情况的描述，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