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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利益表达困境对政治体系影响研究 　　摘要：政治体系的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充分的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中，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不利于政治稳定，影响了政治合法性，也不利于政府的决策，最终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良性运作，降低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农民利益表达困境；政治体系；影响 一、农民利益表达困境不利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包括政权体系的稳定，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和政治过程的有序发展。一般而言，政治稳定表现为政局稳定，社会公正，政府运转民主高效，公民政治参与有序”。乡村是国家政治体系中最底层的政治单元和社区共同体的统称，它承载着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任，国家的政策法令是否有效关键在于乡村，乡村的动荡、失序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在当前转型期的农村地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农民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农村基层官员侵害农民利益问题等，这些都直接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矛盾，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觉醒，他们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把内心的愤懑与不满发泄出来，如果缺少了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即社会学家科塞笔下的“安全阀机制”，农民就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如游行示威甚至是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完成“现实性冲突”向“非现实性冲突”的转变。而这种非现实性冲突的危害更大，它是不指向冲突对象的发泄敌对情绪的行动，往往是由于现实性对立不允许表达时发生的转移。当相互对立的利益或相互敌对的情绪受到压制时候，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结果之一就是把敌对情绪从真正的根源中转移出来，从其他渠道发泄；压制冲突的结果之二就是导致相互关系的终结。由于过去连续积累起相当多的紧张与敌视，因此一旦爆发冲突，这些长期被压抑的紧张与敌视会激烈地爆发出来。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为农民利益表达开辟制度化的渠道就充当一种安全阀的功效。根据科塞的观点，这种安全阀可以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转移目标，从而将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利益表达这种途径分散开来，而不至于充当压倒乡村政治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这个层面上讲，农民利益的表达也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一旦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农民往往会寻求一些非制度化表达渠道。目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的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其表现方式主要有行贿、越级上访、写大字报、抗议、集体上访、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这一系列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尤其是对基层政府，因为这类行为主要面向基层政府，处于维护秩序的需要，一些基层政府往往会出动军警维护秩序，最后结局是“双输”收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农民来讲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农民利益表达困境影响政治合法性 农民利益表达的滞胀往往容易导致政治资源的流失，引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或正当性。它既是统治者阐述其统治权力来源的正当理由，也是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统治的价值依据。”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合法统治有三种类型，即传统型统治、个人魅力型统治以及法理型统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任何一种有效的统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过去主要是从历史的必然性论述其合法性来源的，认为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伴随着社会的转型，靠传统的个人魅力型人物或用意识形态来获取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的方式渐已失效。为回应这种新的变化趋势，执政党逐渐从传统获取合法型的渠道转向新的渠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获取合法性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而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了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难题，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而要达到这一点，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我们的党就会失去联系群众的纽带，谈“执政为民”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而利益表达是满足民众利益需要的前提条件，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政府的服从、忠诚与合作，取得他们对政治系统运行的支持和配合。”按照伊斯顿的说法，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可区分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两类，前者主要是由某种特定诱因引起的，如通过利益和需求的满足带来这种支持，而散布性支持主要来自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政治系统要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都离不开对其利益的满足，只有让广大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呼声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们党的决策通道之中，我们的党才会赢得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也才能稳固在乡村的执政地位。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