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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学术前沿 探寻古乐新说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刘再生教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是不能不提及的。该书自1989年12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已是第10次印刷，印数达三万余册，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此外，该书还因其简洁生动的语言、广博精深的内容、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备的特点，被很多高校音乐学专业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的必选教材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之一。 　　然而，正如刘再生教授在该书的修订版前言中所说，“历史的研究是无止境的”。当一些旧的思想、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很难真实客观地反映原来事物的本来面貌时，那么对教科书进行修订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刘教授正是本着“新材料、新观点、新成果”的思想原则以及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年届七旬之际毅然开始对原著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终于在2006年5月，修订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以一个崭新的面孔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新版除了在装帧设计上给人以全新的视觉享受外，还增加了很多与内容相关的图片、谱例，作者更是在材料、观点、内容等方面对原著做了字斟句酌，增补删减，对我国古代灿烂的音乐文化历史重新进行了系统而认真地梳理，使这部史书更趋完美。笔者读后感触颇深，认为该书在修订后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容拓展，思路创新 　　 　　(一)修订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将原著的93个专题经调整扩充至100个，在内容上有所拓展。作者在修订版前言中阐述此次修订写作的宗旨时说：“‘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的涌现是使音乐史‘解构’与‘重构’的三要素……也是基于上述三者的大量涌现，使得原著已经或多或少难以反映中国音乐历史的客观面貌。”为方便读者浏览，现将主要新增的专题梳理列表如下： 　　 　　 　　当然，作者增加或补充新专题的另一个出发点就是“补接中国音乐历史中的‘缺环’，使之更具有历史发展的脉络感”。例如，修订版在专题80、85增加了对历史上被称作“外族”和“异族”(如党项羌、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音乐的梳理与介绍，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对其进行轮廓性的描述和一定规律性的探讨，使之更像一部阐述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较原著相比，修订版在内容方面有所创新。作者吸纳了十余年来音乐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增添大量学术信息，使其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处于前沿地位。归纳起来，这些“新东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补充了大量20世纪以来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方面的新材料。如1992年被盗墓人从山西曲沃县曲村遗址盗掘后走私到香港的“晋侯苏钟”(同年由上海博物馆购回收藏，后经考古专家对原墓及时进行抢救发掘)，就属近年来我国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钟体上共刻有的355字铭文，纠正了以前厉王在位23年的谬传，使厉王在位37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认”；再如2003年4月至2004年12月在无锡鸿山出土的战国早期越国墓的青瓷乐器，也属重大音乐考古发现。其中，“青瓷三足缶”第一次确认了“缶”的形制，填补了音乐史的空白。当然，像2000年8月济南洛庄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编钟、1996年新疆且末县出土的“竖箜篌”等等也都属近年来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本文不再一一详述，总之它们无疑已经起到“改写”历史的作用! 　　二是提出或发现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如在专题55“音乐家皇帝唐玄宗”一节讲到李隆基擅长作曲时，作者引用《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得出“这里的‘制新曲’和‘新制乐谱’是否系指作曲和配器的区别，尚难定论，但这部分数量可观的作品却仅是唐玄宗某一时期的创作成果”的新观点；再如专题33“济南洛庄汉墓出土编钟的启示”一节，通过大量考古实证表明：洛庄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编钟全部为双音钟，“并且洛庄编钟每个钟的正、侧鼓部音程关系相当准确，音质奇佳，双音各自的独立性能极好，说明先秦以双音为核心的编钟铸造技术在汉初不但没有失传，而是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从而打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秦火”之后，编钟“一钟双音”制作技术失传的观点。 　　三是随时代的发展改变了一些学术观念。正如作者所讲，“政治观念不能替代学术观念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历史的研究有可能对以往历史著作的‘定论’进行重新审视”。例如在专题10中，将“雅乐”评价为“登峰造极的西周雅乐”。以往多数学者认为西周雅乐是“冗长、呆板”的僵化之物，包括在刘教授修订前的版本中也认为“雅乐首先强调的是它的教育意义……强调教育性而不注重艺术性，所以雅乐风格一般是严肃、冗长、呆板的……”并用《淮南鸿烈》所说雅乐的特点“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加以论证。而在修订版中作者订正了这种观点，作者引用《乐记?魏文侯篇》中一段对雅乐特征形象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