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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摄影家的甘南情结及其他 　　 　　1.长发飘飘，美髯飘飘，清秀，清癯，清朗。细腰纤纤，须眉不让巾帼，直教求美不得的现代女性羡煞妒煞。路上遇见，若闲来无事，他总是逍遥漫步，闲云野鹤，一派道家仙风。只是那一年四季里总割舍不下的红上衣，倒与喇嘛袈裟，属于同一色块，让人联想到他干起事来，也会如信徒般虔诚，烈焰般威猛。 　　他极其反感“玩物丧志”这个词，说这纯粹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陈词滥调：“玩物怎么会丧志呢？是玩物育志、玩物励志啊！” 　　还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摔八瓣，纯粹小农经济一个。”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这种精神的。我说。 　　“是的，”他说，“玩也需要玩命，但要玩出档次，玩出名堂，与以前的汗珠摔八瓣绝不可同日而语。” 　　他的事业就是玩出来的。玩古钱，玩彩陶，瓷器，玉器，佛像，无所不玩，但首先是玩摄影。 　　说“首先”，是因为古玩是他的私下收藏，摄影是他的公开亮相。尽管他收藏颇丰，有朝一日公之于众相信也“当惊世界殊”的，但目前毕竟是“潜伏期”，加上好家大都不事张扬，圈子也相对较小。而摄影就不同了。一张好片子问世，赶巧了马上再获个大奖，相关媒体再吹呼吹呼，摄影界立马刮目相看，大众也跟着翘首。虽不像丰乳肥臀的歌星成名那么快，但也注定不像扫马路的一辈子多半只能默默无闻。李玉瑶就是这么着“横空出世”的。撇开那些“就那么回事”的国内外大奖不说，1994年《中国摄影报》就曾对他连续两个专版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三分之一版面介绍，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地》期刊在庆祝《大地》创刊10周年的专号上，又专门介绍了他的作品，而且，只介绍了他一个摄影家的作品。记得那期刊物上还刊有《江泽民的诗文情怀》的文章。 　　他有点晕乎。说：“老哥，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他愕然。 　　我说，不要以为沾在圣经上的油污，也会变得和圣经一样神圣，更何况那油污并没有沾在圣经上。 　　他正要发作，忽然又笑了起来，说：“老哥，这世上，也只有你能这么说。” 　　于是相视大笑。 　　 　　2 .李玉瑶的摄影是从甘南起家的。 　　那时他在工厂当工人，“月薪30来个元，一不小心爱上了摄影”，从此欲罢不能。又“一不小心”爱上了甘南，从此又欲罢不能。前些年曾有媒体记者撰文，想当然地说他六次深入甘南草原采风，他说：“连吹都不会吹。如果说我一年去了六次，也许有点过分，但是多少年了，没个几十次，能对得起甘南吗？” 　　问他，天下之大，何以独爱甘南。他想了想，说：“我可以给你列出一大串理由，比如说，蓝天，白云，高山，牧场，人们纯真的笑容，坦荡的胸怀，自得其乐的生存状态，但还是概括不全。心灵敏感而丰富，但语言却很苍白，这是人类的悲哀。逻辑是理性的，爱却很感性。克罗齐说，艺术是一种感觉。爱也是一种感觉。爱如果能列出很多理由，恐怕就很世俗，很功利了。” 　　就这样爱得一塌糊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玉瑶又一次去了甘南，提一台200块钱买的上海产海鸥4A120相机。这种相机，现在早成古董了。先到夏河。刚好那年拉卜楞寺失火，乱糟糟的。其他玩摄影的朋友一看，认定没什么情况，都到草原上去了，惟独他守定这“乱糟糟的”地方，不忍离去。“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神圣的召唤吧。”大约早上10点钟，大红幕帐拉起来，经幡挂起来，啊，要做佛事了。李玉瑶心中一喜。于是，“喀嚓”一张，命名为《神圣》。获奖。 　　这“喀嚓”一下，在他个人的摄影史上，创造了三个第一：这是他第一次用彩卷，彩卷是搞专业的朋友送的；这是他用那一卷彩卷拍摄的第一张；这是他第一次获奖。 　　“就这么简单。命。其他摄影朋友无一在场，无与争雄。佛事做完就撤了，场景不能再现。” 　　我点点头。机遇不期而来，稍纵即逝，尤其对于摄影来说。 　　但“命”不光是靠机遇这一个元素构成。三伏三九，酷热严寒，对于玩摄影的，就要耐得，不说也罢。那年坐朋友的吉普车去敦煌，车翻了，好在只是一场虚惊；那年去陇东，搭的是“东风”大货车，大雨，过六盘山，路滑，刹车不稳，眼看掉下悬崖，司机一个急转弯，车横在路上，司机吓瘫了，李玉瑶却哈哈一笑：“命不该绝，天不灭瑶！”搞摄影要不怕玩儿命。看来，命，也是“玩儿”出来的。 　　初识李玉瑶，他还在工厂。几年后见他，他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发了不少诗作，哲理诗。“老哥，我不能跟你比。你正规科班出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我呢，得全靠自己恶补。不然的话，什么都玩不出名堂。”（我以苦笑摇头作答） 　　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话：人在历史中挣扎着崭露头角。看来，这命，还是“挣”出来的。 　　 　　3.谈起钱。 　　“钱是人身上的垢痂。”他说。 　　这是兰州的一句土话。垢痂：脏物，污垢。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有三层：一，钱是肮脏的；二，钱，该花就得花，如同搓澡，搓干净了身心两爽；三，人是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