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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被阉割的女性 　　摘要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娜塔莎对外表美孜孜追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自觉地以男权观念为准绳，历来备受人们的称赞，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完美的贤妻良母形象。然而，在女权主义理论的观照下，娜塔莎并非像传统评论所认为的那样完美。相反，其肉体被人为制造，其精神被刻意塑造，她只不过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均被阉割过的躯体而已，是一个丧失自我和个性的、缺乏灵魂的木偶。 　　关键词　娜塔莎　女权理论 贤妻良母　被阉割的女性　父权社会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对于娜塔莎，研究者基本上认为，她是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是女性美的化身。如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等均持此观点。但是，在女性主义形象批评普遍兴起的语境中，笔者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娜塔莎，试图揭示出长久以来被笼罩在“贤妻良母”、“完美女性”这一神圣光环之下的娜塔莎的真实面目。 　　 　　一、肉体上的人为制造 　　 　　在《战争与和平》中，当娜塔莎第一次出现时，还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客厅一片安静的时候，“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跑进来……显然，她是跑滑了脚，无意中冲得这么远。”这个小姑娘“很活泼”，她就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娜塔莎。这时的娜塔莎身上显现着快乐、活泼、天真、纯洁的天性，激荡着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和青春的激情。正是这种活力，使我们看到了在伯爵家的花房里，发生在年幼的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极富浪漫情趣、而又天真无邪的青春萌动：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德烈留宿罗斯托夫伯爵家的那个春意盎然的月夜，在娜塔莎身上时时洋溢着的“勃勃的生气与美丽”：我们还看到了在和阿纳托利预谋“私奔”的过程中，娜塔莎的兴奋、激动、紧张焦躁与惴惴不安。即就是后来，在曾经的至爱安德烈公爵死后不久、偶遇皮埃尔时，娜塔莎依然活力四射、魅力无限。可以说，在少女时期的娜塔莎身上时刻都激荡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并不时地表现出花季少女沁人心脾的青春美。 　　但是，这并没有中止娜塔莎对外表美的孜孜追求。在娜塔莎参加一场舞会的当天：“早晨八点她就起床，整天都处在忙乱的狂热状态中”，“她全部精力都用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要……打扮得再好不过。”为此，穿什么裙衫、衬裙、纱裙，梳什么发型，戴什么胸花，打什么样花结等等，都要经过慎重考虑，“脚、手、脖子、耳朵，都已经按照舞会的要求特别仔细地”处理过，另外，还有几个女仆在她衣服上用“大头针吱吱作响地别进”这样那样的东西，这种狂热状况从大清早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一刻。这哪儿是化妆，简直是对人的折磨! 　　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心态古已有之。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使得女性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女性的身体必须符合男性的审美观，否则就是不美的。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女性越来越过分地注重外表，苛刻地对待肉体，以使之与男性的审美观相吻合。1970年，女权主义者格丽尔在其《被阉割的女性》__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形象的卑视症”。格丽尔认为，这是男权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因为，“女性往往被教导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体格形象”，而女性将这种理想的体格形象和自己的身体加以比较，加上男性们对女性身体的态度的褒贬，就会使得女性逐渐地使自己的身体向男性的审美观靠拢。于是，人们发现，女性对身体的修饰，“反映了女子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不满，她们有一种热望要改变自己的自然特征。”三十年后，格丽尔再次指出：“科学家把这种不正常的过度关心外貌中自认的缺陷现象称为身体畸形恐惧症”。作者认为，正是男性文化的过度渲染，才使得“女人觉得她们身体的某些部分或整个身体有缺陷，应该加工，甚至动手术进行改造。” 　　可以说，在男权社会中，围绕着女性身体进行的是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战斗，而且，这种战斗存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多、手法之残酷不能不令人惊愕。在武斌所著的《美丽的战争――关于身体美学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作者坦言，在男权社会中，女人们在努力地“遮掩自身形体的不美的方面，修剪和改善自己的形体，使它达到人们的审美的需要”。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女性受到了男权文化明显的影响。基于此，作者认为：“人们以文化的名义对人的身体进行着热烈的修剪和装饰。以期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 　　这就说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过分关注外在美，对身体进行修剪的潜在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身体符合男性的审美需求。对此，格丽尔也指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必须按照男性的要求、爱好生长……男人们所赞美的一些生理优点。如羞涩、丰腴、倦慵、娇弱只表现其‘被阉割’的特性”。 　　娜塔莎就是一个被阉割的对象。娜塔莎的身材“非常苗条”，“脖颈和手臂瘦削”，腰肢是“纤细”的，肩膀是“瘦削的”，脚板是“瘦长的”，而表情多是“特别柔顺，特别温情”的。按上述描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