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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电影本体 　　摘要　中国电影最早借助文明戏的经验拉开了“影子戏”的演出大幕，随着经验的增加，它必然积蓄着挣脱舞台束缚的冲动，找寻作为“电影”的本体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新电影人、青年创作者为代表的“新兴电影”创作群体展开了对电影机械本性和艺术特性的新一轮探索。这次现代化的推进既是20年代工作的延续，又是电影观念和艺术创作的一次跨越性的提升。 　　关键词　现代性　电影本体　机械本性　字幕　镜语 　　 　　按照韦伯的解释，现代性开始于不断深化和扩张的理性化(也即“合理化”)过程，政治、经济、科学、审美，诸多的价值领域分化出来，每一个事物都在寻找着“自身合法化”的途径和形式。电影最早在中国人的茶园、戏院里作为增添余兴的小节目，后来有了专门的放映场所，为之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中国电影最早借助文明戏的经验拉开了“影子戏”的演出大幕，随着经验的增加，它必然积蓄着挣脱舞台束缚的冲动，找寻作为“电影”的本体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新电影人、青年创作者为代表的“新兴电影”创作群体展开了对电影机械本性和艺术特性的新一轮探索。这次现代化的推进既是20年代工作的延续，又是电影观念和艺术创作的一次跨越性的提升。 　　1、机械研制 　　早期中国影人对电影机械的探索目前研究尚少，笔者粗略的印象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尚主要着力于学习电影机械的操作。二十年代的一些人专门出国学习过摄影，比如孙瑜学自美国，而汪煦昌和周克学自法国。还有一些人在上海通过跟随外国人或者自学掌握了摄影技术，比如但杜宇、卜万苍。懂得摄影机操作的编导更加注重发挥电影的画面特性，强调用光造意叙事，但杜宇的影片就是当时突出的代表。他还通过对外国电影的观察发明了反光板。 　　而三十年代开始了对电影机械材料的自主研制，而懂得和重视机械原理的编导也多了起来。有声电影在沪上出现，尤其蜡盘发音的《歌女红牡丹》引起的市场轰动引发国人研制录音设备的热情。据李亦中先生书中所述，一时间冠以“中华通”、“清贤通”、“鹤鸣通”、“宗义通”的电影录音机相继问世。明星公司的摄影师颜鹤鸣(原名颜鹤眠)不惜辞去公司职务，以房产抵押研制“鹤鸣通”录音机。1933年9月，由司徒逸民、龚毓柯、马德建创办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创办，主要经营照相器材，同年试制成功“三友式”电影录音机。摄影器材方面，开过照相馆、做过摄影师的郑崇兰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维纳氏照相器材厂，生产灯具、印相机、放大机、方镜箱等照相器材，这家厂抗战后改名维纳氏电影器材厂，在1947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架35毫米电动有声电影摄影机，并用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此外。一些导演为了获得多种方式的运动镜头效果设计了一些土法的机械，比如孙瑜在《野玫瑰》“江波搬家到阁楼”一段中请学机械的朋友帮忙制作了土法的升降机完成了升降镜头的拍摄。对电影机械的深人了解大大促进对电影艺术特性的理解，使得电影语言走向本体化。 　　2、字幕语言 　　“新兴电影”的语言革命首先要说一说默片字幕的“白话文化”。20年代无声电影的字幕对文体的选用是文言、白话夹杂着用的。一般是总说明(又叫叙事，是对剧情的说日月)用文言，分说明(就是人物对白)用白话。另外，一些编导多数是倾向新文化一派的，比如洪深、史东山等人的电影注重用画面叙事，尽量少用字幕，而且字幕叙述简洁：而更多的电影，包括张石川、郑正秋的创作为代表的电影则比较倚重文字的叙事功能，特点之一是以字幕介绍人物、剧情之外还加入大段编导者自己的评论。这使得编导者颇像说书人，这是对说书、文明戏演出、话本小说等中国文艺叙事方式的借鉴。它强调了叙事者的灌输和主导，符合“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这与现代电影强调观众自主性的观念很不一样。(不过据包天笑、周剑云等人的文章看，他们未尚不认为电影以画面为本，字幕越少越好，借重字幕的做法也与观众对电影语言认识水平低有关系。)当时向观众介绍剧情的电影说明书也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这些说明书多数也是由办报写剧本的“鸳蝴”文人写的。《故都春梦》、《一剪梅》、《海外鹃魂》、《人道》等片的字幕还都是用着这种被孙瑜所鄙夷的“之乎者也”的“古体文言”。其他如周鹃红导演编剧的《雪中孤雏》也是一样。所以“新兴电影人”首要的语言变革是将“五四”文学革命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在电影领域内完成。推动这一变革的主要是倾向新文化的进步影人和左翼影人。孙瑜强调：“我在《野草闲花》里除将对白字幕尽量口语化外。所有的说明字幕全部改用新语体文。”从《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可见孙瑜、蔡楚生等人在1933年前为影片所写的字幕和本事就用的都是新文学的语体。而左翼编剧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的创作显然是推动这一趋势的。 　　随着1933年开始电影文化的转型，“鸳蝴派”编剧在电影界的势弱，新兴电影中的字幕都“白话文化”。不过“白话文”一词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