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中总结出符合心性的符号.docVIP

从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中总结出符合心性的符号 　　在中国画教学中，对写生问题的思考应包含三个层面：自然、文化、心性，这三个层面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老子说“道法自然”，那么我们如何在自然中发现艺术的规律、找到自己的心性所在，以及通过何种载体(这种载体必须借助自然规律)表述自己的理想境界，已成为现代中国画教学中尤为重要的研究性课题。 　　中国传统绘画一直比较注重意象造型方式，将这种方式融入到个人的写生体会中，我认为是“寓物取象，心与象合”的理念来把握，既借物赋心象，意在通过这种方式传达出中国画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本质内涵以及文化理念和取道方法。“心象”在中国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包含了个人在自己心性中所积淀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修养，以及将其转换为一种自然形象的方式与方法。“心与象合”前提是赋物，采取以物赋物、以物观物的方式。具体到山水、山石的结构，它首先是指一方地域之特点，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抄其客观原型，而是由作者从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中总结出符合心性的符号。这种方法是通过文化的传承由远及近演变而来的。其中“远”是一种方位，“近”则是一种体验，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画家，需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厚积与古典作品的解读，及自己写生中一些课题的探索和体会慢慢积累。所以，“寓物取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上世纪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曾说出“把人当山水画”这一精辟论据，意即在中国画创作中要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合二为一，其内包含了很多深邃的文化内涵，孕育着“把人当作自然画”的理念。即一切客观物象皆从自然中生发而来，因此客观物象中的某一特点一定是自然中的某一特点，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的思想，其中“一”既是客观对象中的“一”，也是自然规律中的“一”，若我们将“一”的这种理念运用到写生中，便可从中发现某种形式内涵。譬如，当我们在课堂上描绘一个模特儿时，很显然他穿棉衣与穿夏装时给我们的感觉截然不同。因此当我们去表现他的时候，在方法和语言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棉衣的厚重，夏衣的清爽，在形式表现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能不能把棉衣(或夏衣)背后所揭示的冬天寒冷(或夏日炎热)的感觉，以及衣纹自身的纹理结构与山水画创作中的某些理念相联系进而表现出来?能不能将模特儿自身的基因存在融入到中国传统山水、雕塑形式表现中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写生中深入思索。而这种思索必然会带有个人的心性体验，进而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理念。而这种很强的个性化创作理念(因为写生包含了很强的创作理念)一旦形成，那么它的形式结构和被发现的形式语言也会随之显现，进而由物质的形式转换为文化的存在方式，而此时的写生也已不再是客观对象的表象翻版。 　　当然，在将物象的物质形式转换成文化方式的时候，需明确以下两点：一、造型问题，二、衣纹线的空间组合方法，即衣纹所产生的空间意识。比如传统绘画中的十八描法，皆是从现实生活现象中提取而成――我们可将这种方法归结为“寓物取象”，有一定的形象感并带有一种空间的体验意识。正因为有了体验和心性的融入，在表现物象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的“拿来”或者“模仿”的方法，而要通过对传统经典作品的分析，或面对具体的对象去提取自己体验到的感觉等方式来加以演绎，进而形成属于自己的，带有自己个性体验的表现方式。又如对衣纹的处理，我们可以采用山水画中山石的处理方式，从中抽取自己所需要的给养，形成属于自己的变现方法。当然，这―方法的变现取决于感觉中文化空间所赋予对象的属性，人的感觉受外界影响很容易发生变化，而感觉微妙的准许度取决于个人的文化修养、个人性情以及气质。所以，并不是每个人之间所画的东西不重复就说明他们的风格和语言不同。真正的风格和语言潜在于个人的心性中，关键在于在物象中如何挖掘属于自己的性情，使其既尊重客观对象又能反映艺术的本质和规律。 　　明代艺术家沈周曾著有一篇杂文《听蕉记》(收录在一本明文选里)：“夫蕉者，叶大而虚，承雨有声。雨之疾徐、疏密、响应不忒。然蕉何尝有声也，声假雨也。雨不集，而蕉亦默默静植；蕉不虚，雨亦不能使之为声，蕉雨故相能也。蕉静也，雨动也，动静戛摩成声，声与耳又相能而入也。迨若匝匝，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如僧讽堂，如渔鸣榔，如珠倾，如马骧。得而象之，又属听者之妙也。长洲胡日之种蕉于庭，以伺雨，号‘听蕉’，于是乎有所得于动静之机者欤?”在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借助蕉和雨声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并感觉到一种形象的产生――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而象之”)。这种形象既不是蕉也不是雨，而是内部生存的一种经验。“如僧讽堂”、“如珠倾”、“如马嚷”都是作者亲身体验，但从其描写来看又与具体对象有所不同。它既不是对象又是对象，是从对象里换转而来，没有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