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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机制银元艰难诞生说起 　　冯毅先生在《收藏》2008年第8期发表的《中国“龙洋”与“头洋”》一文与史实颇有偏离，故特写小文与之商榷。 　　顺治时外国银元已有在中国流通，后因清廷实施海禁而消失。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外国银元又流入中国。当时中国是用银锭的，成色不一，衡量标准也不一，官方的标准分库平、漕平、关平等，各地民间通用的标准更是种类繁多，使用十分不方便。外国机制的同一种银元成色和重量统一，凭个数流通，使用方便，在中国是升水流通。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并升水流通助长了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清政府曾一再禁止外国银元流通，但并无效果。林则徐等大臣一再上奏要求自制银元，但保守的道光皇帝一直未准。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福建和台湾一带以发军饷的名义用土法制造“漳州军饷”“寿星银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等小量土制银元。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道也曾指定王永森、郁森盛、经正记三家沙船商号制造银元行用。但很陕停止。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省制钱紧缺，商贩无现钱使用，致使银价暴涨，百货腾贵。为了稳定市场，当局便从军饷中提取白银五千两，委托吉林机器官局制造银元。这套银元铸就后，吉林将军希文上奏朝廷欲大量铸造，上批“览，钦此”。希文不敢再铸。冯毅先生认为漳州军饷、寿星银饼、上海咸丰银饼不属于新式机制币范围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吉林厂平不属于新式机制币范围就不对了。因为这套币不但是机器制造，而且也是地方政府发行的。 　　 　　光绪十三年，洋务派领袖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人到英国喜敦造币厂(伯明翰造币厂)购买机器并上奏朝廷欲造银元。朝廷回复听候谕旨。这一等两年无动静，张之洞就持宠先行铸造银元。在光绪十五年，广东铸造出光绪元宝七三番版银元。该银元正面直读光绪元宝，中央是满文，最外面是一圈英文；背面中央是一条蟠龙，龙的上面是“广东省造”，龙的下方为“库平七钱三分”，英文和汉文同义。其时不懂得劣币驱良币的道理，原意略重一分使得人民欢迎，逐渐驱逐外币。不料，投入市场试用后，因质量优重的关系，多被私毁图薄利，反不能进入正常流通。张之洞只好改铸七钱二分。在当年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虽然依样附有七钱三分版，但注明将减一分铸造。奏折到了朝廷后，有大臣非议置洋文于面，有辱国体。慈禧最后同意广东铸造银元，但不能置洋文于面。圣旨下达到广东时，七钱二分番版已铸造出来，只好马上改版，把英文放在背面，把中文放在正面。进入流通后，商民乐用，成效显著。此后备省纷纷仿铸，版式虽然有稍异，如加入干支，满文放在后面两侧，正面中央改为太极(如吉林省造)等不一而足，但始终在广东省铸光绪元宝的形制范畴中。 　　可见清廷制造机制银元是地方官员冒杀身之祸先斩后奏艰难推动的，其形制是由张之洞和喜敦造币厂设计的。并非冯毅先生所说：“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自当有其国家的法则与尊严，大清皇朝无疑需要斟酌货币的图案样式与规格，因此，龙图作为大清国至高无上的象征首先被指定设计在银元之中，再辅以国号或帝号，并兼顾国际通商的便利而采用满汉英三种文字。”而且当时银元也不是法定货币，因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它们的重量和成色都应该一致的。但事实上各省的银元的重量和成色都是有差别的。如湖北的实重7.266钱，成色90.37％。吉林的实重6.688钱，成色88.406％。就因为有此弊端，各省的银元大都只能在省内流通。为改变这混乱状况，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颁布币制条例。它规定以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每枚重七钱二分，成色为90％。革除银两制度，停止各省自由铸造，将制币权归中央政府，这时银元才成为法定货币。清政府当年就试制了大清银币，有一元、五角、二角五分、一角四种，其中只有五角曾流通于市。宣统三年由户部天津造币总厂正式制造大清银币。大清银币正面为直读“大清银币”，上为满文，下为汉文，左右为束花一对；背面为一蟠龙，龙下面是英文ONE DOLLAR，中央为“壹圆”二字。发行当年就发生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中国进入民国时代。 　　龙图也不是清廷的法定样式。如在光绪三十二年在四川制造的四川卢比就没有龙图。 　　 　　到了民国初期，各地军阀割据，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发起省宪运动，即联省自治运动(湖南省宪银币就是这时的产物)。所以当时一国多币的现象远甚于清代。在银元方面北方习用袁大头，两广、福建用银毫，云南用半开，四川用四川银币。银毫，半开，四川银币皆无头像，何来冯毅先生的“货币上‘龙’代表帝王的象征，‘头’是总统的专利。除此格式之外尚可解释合法的皆为饷银，如新疆饷银、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币”。冯毅先生认为是饷银的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币即四川银币其实并不是作军饷用的，为民国时期四川主要流通的银币品种。军政府即军人执政的政府，1911年12月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于第二年在成都造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