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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书法随想 　　听到于右任先生的大名是很久以前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随父亲习书时，一日，祖父复初公过来见我在练字，很高兴，告诉我说，我们于家有一位大书家，叫做于右任，是陕西人。祖父还说，解放前，他曾与右任先生见过一面，叙起来竟是同宗。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就牢记了这样一位书法家爷爷。 　　大概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在我书法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似乎始终绕不开于右任先生，”于右任”这个名字和书法总是在我阅读的书记和资料中闪现，挥之不去。与之相伴随，我也尝试着将相关资料和书籍整理归类，渐渐地有了不少的积累，也渐次有了一些想法。 　　对于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著述，因而，对一些雷同观点我也不再赘述。在此，我试图对有关专家所论相同而我个人认为尚不够充分者，以及同一数据由于观察视角之异而致结论不同者，以随笔形式一一列出，以供方家批评教正。 　　关于于右任先生的魏碑书法 　　关于于右任先生书法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在专家中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分为前后两期：早年魏碑和民国二十年后（公元1931年）草书。 　　研究先生魏碑学习者多会征引先生的一首无言诗： 　　朝写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 　　一月十九日，夜不寐，读诗集联 　　于右任先生的秘书兼监察院的同僚刘延涛在《于右任年谱》中写道：“此诗在先生集中，多被轻易读过。实则此诗对于研究先生此时之生活，至为重要。”的确如刘氏所言，索引者众，而能细加阐释者鲜。事实上，先生此诗透露了自己重要的学书方法：一是习北碑须方圆兼学。《石门铭》为北碑圆笔代表，算得上“圆笔极则”，而《二十品》（即《龙门二十品》），康有为评论为“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可见先生之朝写摹临者为方圆具备，此其一。如果我们从先生的书迹出发来看，则会发现对于这两类书法的学习，先生未斤斤于用笔上，而是形迹与体势兼学，对于《石门铭》，细心者会发现，先生的长撇纵捺与之极为相像，即是说在习《石门铭》中确立了自己的“形”，而在习《龙门二十品》中则确立了自己的“体”，有“体”有“形”，先生得以翩翩如仙，逍遥自在，此其二。对于“辛苦集为联”一句，会心者自然立即会想到宋代那位米元章。米芾自述学书称：“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其实，集字的办法看似是个笨方法，但却是医俗的良药，董其昌也有类似的学书方法，他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可见先生此一“笨”方法是有渊源的，后来，先生习草书亦是如此，他曾自陈：“余中年学草，每日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如果再看先生在创制“标准草书”时的工作过程，数千字一一从古法帖中双钩录出，继之斟酌存留，终则“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先生于“集古字”一法是“一以贯之”的。 　　右任先生有一著名的斋号――鸳鸯七志斋，关于这一斋号的来源亦是众所周知。所谓“鸳鸯七志”指的是北魏到北齐之间，七对合葬夫妇的墓志铭，先生对此七对墓志铭很是重视，以之颜其室。鸳鸯七志仅仅是右任先生所收购众多碑志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于右任先生在结束靖国军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34年，他通过幕僚胡景翼和张伯英等人的斡旋与协助，先后从古董商手中购买了一百多块墓志石。这一百多块墓志石，既有两汉时期的，亦有魏晋南北朝的，更有隋唐等朝代的，时间上下跨一千多年。先生购进后，派人将碑石运到北京西直门菊花儿胡同旧王府内的五间上房，此处专用来储放原碑石。至1946年，先生共计收藏380多块石碑，如此大规模收藏古碑石，可谓前无古人，恐怕后亦无来者。此为“购碑”。 　　右任先生选择北碑，不独重视临习一些名碑名作，而且苦心搜求散落在荒山野道和民间村落的碑版刻石，发现失传已久的《广武将军碑》自不待言，1921年春，先生作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由于各路军各自为政，战事不利，先生便经常前往耀县药王山寻访碑石，正如其所作诗云：“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佛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此为“访碑”。 　　于右任先生习碑、购碑、访碑，将此三者合起来，即是“好碑”。北碑自经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二文倡导以来，先后经历了包世臣的“推碑”和晚清康有为的“尊碑”，到于右任先生则是进了一步，是为“好碑”、“倡碑”、“推碑”、“尊碑”皆是缘于自己以外的责任感，所谓“为己为人”之别，责任感固然高尚，然终不似好之者来得真切和深刻。 　　关于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 　　孔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前面讲到右任先生对于魏碑书法是“好碑”，即是说尚未达到“乐之”的境地，所以，往年的于右任毅然决然走向了草书，对于草书，先生倒真是乐在其中，我们来看他的夫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