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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墓兽的命名 　　早在三十年代，湖南长沙一带的楚墓中就出土有镇墓兽，而对镇墓兽的研究工作也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要研究镇墓兽，就必须了解镇墓兽的起源和一些基本特点。那么镇墓兽是怎样产生的，是首先应当了解的。这里只是根据现有的考古文献资料，简要地谈一谈对镇墓兽的命名问题的初步认识。 　　 “‘镇墓兽’之名，上所无。”称“‘镇墓兽’，是暂拟的，势必确切。”（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虽然最早给这类铭器定名为“镇墓兽”的确切资料仍难以考寻，但在以前做过有关这方面考证的学者的文章中，倒是可以找到一些探索镇墓兽内容意义的观点和看法。这些学者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点： 　　 一、山神说。“‘镇墓兽’头上都有鹿角，正是《山海经图》描绘成龙身的山神的主要特征……已出土的‘镇墓兽’不少是双头相连的，有兽面和人面之分，各种形态的‘镇墓兽’皆系山神。”（王瑞明《“镇墓兽”考》载《文物》1979第6期）即认为“镇墓兽”是代替龙形山神在墓中起“辟邪镇墓”之用的，是由驱邪镇恶之神“夔神”演变来的。 　　 二、土伯说。明显是反对前一观点的。在陈跃均、阮文清的《“镇墓兽”略考》一文中拟考证了这一问题，认为它是地神“土伯”的偶像，“整个土伯的形象应是：虎首、大眼、头长利角、屈身、厚背，体形如牛，血红利爪，追赶着捕获各种动物吞食。其形状特征与镇墓兽基本相似。”（陈跃均，阮文清《“镇墓兽”略考》载《江汉考古》1983第3期） 　　 三、龙形说。这是1988年由彭浩在《江汉考古》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镇墓兽”新解》的文章中提出的。他反驳了前两种观点，认为其纯粹为龙的形象，并无镇墓辟邪之用。 　　四、“操作神怪”说，认为战国楚墓中的木雕镇墓兽是《山海经》中的各种操蛇神怪中的一种。（吴荣增《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载《文物》1989第10期） 　　然而他们所考证的对象都仅仅是战国楚时代的镇墓兽，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见解都较为狭隘，只能说明镇墓兽的一个原初形象来源，而未能给其总体下定义。如“山神说”，认为镇墓兽的鹿角之特征与“夔神”的“如龙，有角”之牲吻合，然而“天禄”、“辟邪”也都是有角的；还认为“虎座飞鸟”、“飞廉”和镇墓兽是同一性质的东西，都是山神像，但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因此不能以此为依据。楚人是尊凤的，“飞廉”与“虎座飞鸟”等都显示了这一图腾崇拜，因此“龙形说”令人质疑；且它否认了镇墓兽“镇墓辟邪”这一大家公认的作用。在众多观点中较有说服力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土伯说”。《楚辞?招魂》说：“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些。敦?z血拇，逐人?y?y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土伯的形象特征，如弯多、角利、虎首等，都与《招魂》创作年代的镇墓兽相合。”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而东汉末及晋时出土的犀牛状镇墓兽则与土伯的“其身若牛”的特征相合，且其后的镇墓兽都保有牛蹄状足。因此，土伯可能是镇墓兽的创作原型。而在楚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张正明先生也肯定了“土伯说”。总的来说，这些观点大都是依据镇墓兽的某一两个特征与他们所了解的史料上的某一种形象相吻合来定义。这正如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它之所以被称为“斯芬克司”，是因为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有一希腊人见到它后，认为像希腊神话中一长着女人头、狮子身的怪物，所以脱口喊出“斯芬克司”的名字，这便成了狮身人面像的代名词。在此并不是要批评前人的观点。因为对于学术问题，是见仁智的。 　　《后汉书?灵帝纪》注：“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日天禄，一日辟邪。外形似虎而生角，有飞翼。”为什么“天禄”、“辟邪”不是“镇墓兽”？又或是“镇墓兽”为什么不归类于“辟邪”？这就需要从镇墓兽的出土位置谈起。镇墓兽在墓室中的位置也是有变化的；死者头旁不远处的头箱内（战国）→墓道（汉）→墓门侧（晋以后）。镇墓兽的位置是从里往外而止于墓门，显然是守护墓主。而“辟邪”、“天禄”则是在墓的外面的石刻，属于瑞兽，虽也有镇墓辟邪之效，但同时也属于一种装饰，显示陵墓的壮观，且不属于铭器。 　　 综观整个镇墓兽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一种从带地方色彩的文化发展为一种揉合外来文化而生成的墓葬文化，在此本人想提出有关镇墓兽的命名其实并不可归为新考证，也不是以其具体内容进行定义，只是坚信古巫文化这一产生于思维领域的文化是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是难以解译的。只有当时的人才能以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运用这一文化，这是不能以现时仅有的史料和沾染上工业气味的脑袋进行重构而限定的。而镇墓兽是这一古巫文化下的产物。从镇墓兽出土的地点位置、形态出发，综合各前人所作的有关考证，在此可以肯定的是，镇墓兽至少是起着守护墓主、镇墓辟邪作用的被放置于墓门侧的一种墓葬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