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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时期与美术表达 　　通常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自19世纪以来至今，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时期到新政革命、1911年民国建立后到1949年、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后改革开放至今。在这四个现代化阶段中，中国主要学习的直接对象先是欧洲，然后是日本，再往后是苏联，最后是欧美。 　　谈到现代化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整个中国近代史主要是围绕两条主线来进行的： 　　一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进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通常将自身设定为“世界”的概念而无“国家”的概念，鸦片战争使中国认识到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员，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一个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成为中国仁人志士的努力目标，这个过程体现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另一条线索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后者与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而只有现代化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贯穿的线索，也是中国革命贯穿的线索。 　　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不断期盼的梦想。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需要现代化应该从遭受列强欺侮后力图强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开始，但洋务运动并未直接以国家工业化发展为目标，而主要是购置和制造武器。现代化只接触到简单的“器”层面，一旦接触到制度层面就碰到顽固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以致李鸿章空有一腔抱负，到头来只能自叹是“一个破屋的裱糊匠”。在当时和以后相当时间里，对于大多中国人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军力远强于日方的中国北洋海军居然全军覆没，这个事实给中国的有识之士的震动甚至不下于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开始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仍认为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这种看法持续了数十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当然，该提法仍停留在“器”的层面上，真正认识到现代化除工业化以外，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性，还只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 　　学术界对工业化分类有一种说法：由于市民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三个因素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四代工业化”现象。第一代工业化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英国实现的。这个过程是由革命先行，然后在市民社会的秩序中实现工业化，最后导致帝国主义。第二代工业化是19世纪中叶法国、德国实现的，其方式是市民革命先行而后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第三代工业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其模式是先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然后是不彻底的市民革命。到这个阶段为止，其他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第四代工业化则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亚洲、南美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它们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压迫背景下发展并伴随着不彻底的市民革命。第四代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方式一般是国家资本依靠大规模引进外资同时发展民间大企业。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在1920年后也是这种方式的变形；1949年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是单一发展重工业的模式；1978年后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则是引进外资――发育民族、民间工业。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160余年总括起来经过了三种道路的转换：20世纪初到1949年前是一种“早期现代化”；1949年至1978年属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阶段；1979年以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内容来说，1840年后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可以看成为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912年至1949年为“启动阶段”；而1949年后则为“坎坷的实施阶段”；1978年后至今才可称为“实施和完成阶段”。 　　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完成角度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只是停留在现代化的“器”的层面上；而戊戌变法开始在“道”的层面上尝试变革；直到“五四”运动才进入“文化”的层面，但涉及到“人”的层面却浅尝辄止。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1923年)就谈到：第一期的“自强运动”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维新运动”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源上寻找不足。 　　“五四”运动后几十年的大多数年份中国都处于战争状态，“救亡”压倒“启蒙”，统一压倒启蒙。现代化―工业化被迫耽搁也是无奈之举；―直到1949年后到1978年前，现代化仍停留在“器”的层面，只是被理解为工业化，最多也只是“四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压抑启蒙。直到1978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在各方面平衡发展，理性――工具理性才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核心，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才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的现代化在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时隐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