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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的差异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的舞台上给人们献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片，进入90年代后，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悄悄进入电影观众的视线，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影响着观众，影响着电影的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两代电影导演，在电影的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势均力敌，又互不忍让，都在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此，我们对两代电影导演之间的差异进行一次简要的分析比较，或许能更明晰地看出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 　　 　　一、“第五代”与“第六代”的诞生 　　 　　1983年，北京电影学院1978届的一些同学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青年摄制组”，创作了《一个和八个》。1984年的《黄土地》更为他们带来了世界影坛的注目和赞誉。当这群导演作为一个群体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作品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诞生了，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等。他们用2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前辈所没有的辉煌。 　　1990年以后，一个更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在中国内地蠢蠢欲动。他们试图在“第五代”电影霸权的王国里寻出一条出路，将结束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使命放到自己肩上，他们就是中国电影“第六代”。王小帅、何建军、管虎、阿年、娄烨、路学长、贾樟柯等都是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中可圈可点的人物。但他们同样在当代中国影坛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电影趋势。 　　 　　二、“第五代”与“第六代”生活阅历与时代背景的差异 　　 　　“第五代”导演中的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磨难。他们对生活广度的体认，对生活艰辛的感受，对苦难的认同，都具有非常的经验。“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子牛为运粪船拉纤”……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在“第五代电影20周年踪迹学术研讨会”上说过：“我们这批同学与目前更年轻导演的区别主要在于：生活阅历更丰富一些，经受的磨难更多一些。”第五代导演丰富而广阔的生活阅历，无疑成为其鲜明艺术风格得以形成的丰厚底蕴，也成为其终生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给了他们各显神通的机会，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毕业于中国电影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又思想十分解放的时刻，所以很快就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以创新前卫的观念驾驭自己的电影创作，所以很快就拿出了面貌焕然一新的作品；他们积极融入了国际时尚的审美潮流，所以很快就登上了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当然，进入新时期之后，第五代导演就无法避免地挣扎在传统与创新、历史与现实、家国与世界、宏大与个人、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正解与误读和启蒙与市场等多重意识形态的权力制动当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而第六代大约都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出生，198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接受教育，并于1990年后崭露头角。第六代与第五代有着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他们成长于经济复苏的开放时代，他们没有第五代丰富的生活阅历，但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却大为深刻。如果对第六代的成长经历稍作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生命的早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小时候不约而同地受到病魔的折磨。《安阳婴儿》的导演王超曾说过：“我自己生过一场大病――支气管扩张，尽管不是大病，但是很吓人。隔一两年复发，然后吐血，大口大口地吐血，呼吸很困难。我差不多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发作，然后每隔两年就发作一次。这个发作期有七八年的样子，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转换的阶段我其实一直有病，我很庆幸有这种病，它没有真实的危险，但是它给你一个死亡的幻觉，你真是大口地吐血，然后你窒息，然后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是很不怕血的，我太知道血是什么东西了。那会儿就很孤独，我大学没考上，就看书，也不管功课。”没有经历过大病的贾樟柯、姜文等人，也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生与死，而这正好与他们后来的创作发生了密切关系。 　　这群“60年代生人”的“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人内心世界产生极大转变的年代。此时商潮骤起，将他们陷于一无所有、一片茫然的境地。也许是创作历程的艰苦，也许是自身艺术生活的独特性，“第六代”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灰色调，他们的视角与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摇滚人、艺术家、同性恋、小偷、妓女――群不被关注的边缘人进入他们的视野，在混乱的情感纠葛、迷茫的追求、琐碎的细节描写和俚语脏话式的台词包装下讲述当代城市青年成长的故事。 　　 　　三、“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文化素养的差异 　　 　　“第五代”导演基本上是在农村或工厂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所以其文化功底与“第六代”截然不同，他们还没有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