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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改编曲的分类 　　钢琴改编曲是中国钢琴音乐文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音乐思维碰撞交融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中国钢琴改编曲最初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受到欧洲俄罗斯钢琴音乐的巨大影响。它的表现工具、表达方式、手法、曲式、和声的运用都来源于西方;然而它的音乐思维本质及其所表现出的美学思想却深深烙印着中国音乐传统的痕迹。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钢琴改编曲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使中西方音乐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同时也从创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创新,使其透露出更多的中国风味。中国钢琴改编曲是欧洲发展近300年所形成的成熟的钢琴音乐理论及实践基础上开出的一朵带有中国风情的别致小花。 　　 我们所常见的一些欧洲钢琴改编曲,即改编自歌剧、芭蕾舞剧、西方交响乐或管弦乐作品的形式在中国钢琴改编曲中并不多见。总的来说,中国作曲家们更为喜爱用钢琴改编歌曲或器乐作品。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国钢琴改编曲做如下分类: 　　 一、改编自中国民歌的钢琴改编曲。这是中国钢琴改编曲中数量最多的部分。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沉淀,民歌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宝藏之一,同时也成为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创作钢琴作品的肥沃土壤。 　　改编自中国民歌的钢琴改编曲根据其创作源头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即改编自中国汉族民歌和改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的作品。由于地理环境、地方方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汉族民歌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的地域特征。总的来说,中国北方山区的民歌多高亢嘹亮,而南方平原地区的民歌则一般带有抒情温婉的气质。以王建中改编自陕北民歌的钢琴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陈培勋改编自广东民歌的《卖杂货》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地区汉族民歌的差异:北方民歌多配以简单朴素的歌词,歌曲的音域跨度较大,多起伏;南方民歌的歌词内容更为丰富,旋律较北方民歌更为富于表情,但是音域较窄,音乐的起伏也比较平缓,装饰音较多。此外,中国民歌根据体裁的不同还分为号子、山歌、小调等等。中国汉族民歌的音乐特征在大量根据各式民歌体裁改编的篇幅小巧的钢琴改编曲中得以清晰的反映。中国现代作曲家们也得益于从民歌中汲取的充足养分,从而展开了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之路。 　　 众所周知,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除了汉族,还生活着其他50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多能歌善舞,并有自己民族独特的乐器。由于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因而他们本民族的历史及社会文化知识,都是通过民歌的方式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下来的。从古至今,这些少数民族为中国音乐文化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养料。在钢琴音乐创作方面,根据维吾尔族、蒙族、藏族等族民歌改编的作品,在20世纪中期中国作曲家们的创作中曾大放异彩(如大量带有“新疆风”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以中国民歌加西方传统和声的方式创作而成,曲式以简单的二段体或三段体为主,辅以一些模仿少数民族器乐效果的比较特殊的和声或装饰音,创作模式较为简单。80年代以后,作曲家们的思路更为开阔,现代作曲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也更为成熟,大批各式各样,根据不同少数民族歌曲舞曲改编创作的钢琴作品大量涌现,如陈怡的《多耶》、权吉浩的《长短的组合》、邓尔博的《新疆幻想曲》等等。与早期的改编曲相比,这些作品已经逐渐摆脱了将民歌简单“改”为钢琴作品的方式,而是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作,积极探索用钢琴表现少数民族音乐语汇的可能性。 　　 二、改编自现代爱国歌曲与改编自外国民歌的钢琴改编曲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所占比例不大,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集中出现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如崔世光改编的《松花江上》,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储望华改编的《红星闪闪放光彩》,王建中改编的《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改编自日本民歌的《五木摇篮曲》,《樱花》,朝鲜歌曲《赤胆忠心》等等。这些作品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在不允许学习演奏任何外国作品,而中国钢琴作品又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大量具有“革命性”、“民族性”、“大众性”特点的钢琴改编曲一方面使得钢琴音乐在普通社会阶层得到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在当时严峻的社会条件下得以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三、改编自中国民族器乐独奏或合奏作品的钢琴改编曲是中国现代钢琴曲库中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使用欧洲乐器钢琴来表达中国式的美学思想及音乐思维的过程中,这类作品体现出大量有别于欧洲钢琴音乐的“中国”音乐要素,如速度、节奏、装饰、呼吸、对本国传统器乐音色的模仿等。正如格林卡、阿尔贝尼斯、格里格、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人所从事的工作,中国作曲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外音乐家的经验和成果,立足于创造和发展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尤其是通过将中国民族器乐独奏或合奏作品改编为钢琴作品这一手段,极大丰富了钢琴音乐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