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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鄙视链”背后的社会与家庭转型 　　前段时间，媒体总结出的一条“中国式相亲鄙视链”火了。在北京，“京籍京户”“中心城区及教育高地房产”“男性海归”“女性本科”，被认为是相亲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指标。一些相亲者不仅败在房产、户口等硬件上，还因为某些无厘头的理由被淘汰，如因“十羊九不全”的民间说法，1991年出生的属羊人士备受歧视。对此，批评之声众，但社会的评价真的做到客观全面了吗？相亲角背后还有哪些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些列出苛刻条件的家长，内心到底是什么想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博士，她著有《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年）》等，对相亲角和父母代理相亲领域有着深入研究。 　　相亲角是婚姻市场 　　问：您专门做过相亲角方面的研究，现在公众都像到动物园看奇怪动物一样看待相亲角，对这个您怎么看？相亲角是怎么发展来的？ 　　孙沛东：相亲角是指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众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免费相亲。我将其称为“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新型的择偶模式。简言之，它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内地，民众不再惮于言商言利，而是将对物质的追求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同时市场力量也直接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 　　相亲角是怎么来的？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是2004年9月在北京的龙潭公园。而在1980年代，北京龙潭公园就曾经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相亲角的父母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回乡大潮中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成为“大龄青年”的他们也曾在公园中聚集，为自己寻找配偶，这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子女长大成人进入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由“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公园相亲这种解决办法具有实际操作性层面的路径依赖。 　　问：人们为“相亲鄙视链”现象而震惊，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在您的研究著作里也很细致地讲述到。如今媒体报道出来后，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您觉得这背后有什么社会原因？为什么大家会被如此触动到？ 　　孙沛东：在今日之中国大陆，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在蔓延。当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环节都遭遇到莫大风险之时，我们很焦虑。 　　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蚁族、裸婚族、权力和金钱的代际传递……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如今，人们的财富差距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入“错”行业，没赶上好机遇，即使通过自我不断的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老百姓不假思索地怀疑权力和财富，同时又热衷于追逐权力和财富。我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中，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不断地饮鸩止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我的书名《谁来娶我的女儿？》正是这些公园相亲角多数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N“中国式焦虑”。 　　问：确实，“相亲鄙视链”及其受关注背后，其实都是社会焦虑，我个人认为本质上并不是“鄙视”，尤其是户籍、房产等设置，其实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北上这类一线城市。如果说高考是改变社会阶层的第一条路，那么婚姻则是人生较容易改变的第二次机会。就像古代王朝，王族只和王族联姻，现代的社会层面也是如此。高层次的父母竭尽全力阻止跨层次的流动，而低层次的父母拼尽力气促成跨层次婚姻。而这些“相亲鄙视链”背后，是否也是当前这个社会阶层流动凝固的映照？ 　　孙沛东：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转型期社会层次壁垒已经强化和社会结构业已固化。婚配模式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通过婚配模式的变迁，透视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相亲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十分明显的以社会层次内婚为目标的择偶偏好。 　　从相亲角的“白发相亲”者所处的社会层次来看，我们断然看不到权贵和巨富，这里也没有赤贫阶层的身影，有的大致是两类人：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另一种就是普通市民。因为这个婚姻市场的准入门槛较高，城市贫民和农村人被彻底排斥在外。从相亲角的社会分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群体固化的现实。 　　GDP高速增长、社会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滞后；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择偶与婚姻中的经济考量日益深重；没有爱情，也没有时间和心情谈感情，物质条件只要合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