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日·仇日·知日 爱与恨中滋长的邻国之恋.docVIP

哈日·仇日·知日 爱与恨中滋长的邻国之恋-历史论文 哈日·仇日·知日 爱与恨中滋长的邻国之恋 本刊记者 蒋波 一切都得从1868年说起。时年，日本国孝明天皇驾崩，16岁的小皇子睦仁匆匆即位。当朝大臣们游目于卷帙繁浩的中国典籍，终而相中了《易经·说卦传》里的句子——“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自此，年轻的天皇改元“明治”。 在此之前，“唐风”压倒“和风”。日本一直孺子般贪婪地吮吸着西边大陆的文化精髓。“唐风”是单向的、自西向东；“唐风”越刮越猛，刮去了中国的文物典章，汉字的书写系统，甚至国名“日本”及其读音“にほん／につぱん”。 明治维新之后，“和风”压倒“唐风”。逐渐健硕起来的日本，不再需要母乳的滋养；而在中国，日本文化渐渐流行。毋庸多言，人们口头和书面频繁出现的现代高级词汇往往来自日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社会主义”……“啥日先驱”变身“反清义士” 明治天皇登基后，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摘出“维新”二字，开始逐步实践自己的强国理想。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国力迅速增长，一跃而成足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此后，日本先后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大幅提升。1894年，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帝国；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日本盛极一时，称雄亚洲。 而在隔海的对岸，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洋务自强”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痛定思痛、立志变革。在看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大进步后，疾呼在中国也推行变法运动。其中呼声最高者，莫过于康有为，他在《日本政变考》中陈述“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速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此时，中国呈现出第一次“哈日”的高潮。 这次高潮深刻地体现在赴日留学生的数量上。19世纪末，中国留日学生也不过一二百人，1903年，这一数目达到了1300人。到1906年，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持续井喷，超过12000人，呈现出“无贵、无贱、无富、无穷、无长、无幼”的留学热潮，规模之大，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留学生中，包括中国近代史的一众名人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王国维、秋瑾、陈独秀、田汉、周作人、蒋介石、廖仲等。 在日的留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的先进资本主义文化知识。课余，他们还创办各类刊物，如《清议报、《国民报》、《浙江潮》、《江苏》等，以期将日本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介绍回国，启发民智。创立译书团体也是这些留学生热衷的活动，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会文学社等等一批译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他们的努力开辟了20世纪初期蔚为壮观的译书高潮，逐步改变了过去英美译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中文词汇和文体也因此受到日文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日语译词都是在此时进入汉语，再如五四时青年们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也被日文的“民主”和“科学”所替代。 此时的哈日之风，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化，改善风气，宣传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功不可没，更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进程。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匆匆逃往日本；鲁迅在仙台看到国人麻木的神情后，终究弃医从文；女侠秋瑾甚至脱去旗袍马褂，改着一身和服，腰佩倭刀，宣扬“反清”大义。这批留日学生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革命”二字，哈日派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派。最终，以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的成立为标志，第一次哈日高潮达到了顶峰。 直到1915年，“二十一条”的提出，激起了中国上下一心的反日浪潮。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股反日热也是由接受了新文化的留日学生首先发起。在中国各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中，这场波澜壮阔的哈日运动走向了尾声。 “芭蕾外交”始破冰 20世纪中国的命运一波三折，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大爱大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给中国人带来了最沉重的伤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也几乎完全停止。芭蕾舞开启了中日两国间的破冰之旅。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将中国的《白毛女》搬上日本的芭蕾舞台，赢得各方好评。自此之后的50多年里，松山芭蕾舞团频频来华公演，受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开启了中日关系的“芭蕾外交”。 转机发生在中美建交的1972年。那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友好”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1978年，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份条约开启了中日关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