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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见耳闻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的“六朝元老”#65377;他在任时间跨度之大,在苏联的对外事务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会见的外国政要之多,积累的经验之丰富,个性#65380;风格之鲜明,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见的#65377; 　　 　　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65377;他任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上刻下了鲜明的“葛氏”印记#65377;因为搞对苏工作的缘故,我有过不少机会解读他#65380;听人讲他,也曾对他进行过近距离观察#65377; 　　 　　智慧过人 才华横溢 　　 　　1967年2月,我第一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65377;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65377;两大邻国之间的来往几乎都已断绝#65377;中国使馆与苏联官方真是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全部中断#65377;这种反常状况一直持续了好些年#65377;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65380;听广播#65380;看电视,没有机会见到个苏联大官#65377;不过,有一天来了个机会,葛罗米柯外长要举行记者招待会#65377;那天,我和使馆另一名官员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葛罗米柯#65377; 　　 　　三四十年过去了,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早已忘记,但葛外长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65377;葛外长那时也就六十岁左右,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65377;他目光炯炯,神采奕奕#65377;现在回想,乍看起来他真有点像美国的尼克松#65377;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很大,足有三四百平米,但仍被四五百名记者挤得就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连一只苹果也难以掉进去”#65377;在葛外长面前的小长方桌上,摆放着盛凉水的长颈玻璃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65377; 　　葛罗米柯一会儿阔论世界大势,一会儿推挡刁钻的问题,对答如流,滴水不漏#65377;都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仍毫无倦容,滔滔不绝#65377;全场几乎人人都身离椅背全神贯注#65380;屏住呼吸地听着#65377;讲到出彩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雷鸣#65377;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葛罗米柯从30岁那年起就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在美国大显身手#65377;他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急才”更是一绝#65377;我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得连连赞叹,葛外长果真名不虚传! 　　1982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65377;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以前绷得那样紧了#65377;但除了一丁点儿贸易和两国间每周各开一列客车之外,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65377;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65380;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65377;小平同志以此为契机,特地派黄华外长前往苏联吊唁#65377;黄华外长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后,小平同志指示要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胡乔木同志拟稿#65377;胡乔木同志遵照小平同志所说的对勃列日涅夫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意思,很快草拟出黄华外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的书面谈话#65377;“谈话”不长,但写得很妙,既暗示逝者(勃列日涅夫)应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负责,又明确肯定了他本人在去世前不久所公开表达的关于缓和苏中关系的愿望,把落脚点放在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前迈步子上#65377; 　　我驻苏联使馆很快就得知黄华外长“书面谈话”的内容和事情的来龙去脉#65377;黄华同志一到达莫斯科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旁,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65377;黄华外长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还发表了个“书面谈话”!之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往迎的几个人陪着大使站在部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部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65377;也去往迎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外长和大使,似乎努力猜测着,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65377;这个副外长是位哲学家,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65377;他在苏联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但也与我方谈判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十年#65377;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文化与传统中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精通#65377;当时,这位苏联副外长恐怕很难料到,中国外长那篇“书面谈话”的来历如此之奇特#65377; 　　前往苏联实施小平同志“葬礼外交”的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与葛罗米柯外长举行了会见#65377;这是中苏两国外长在相隔20多年之后举行的首次会见#65377;在交谈中,苏方虽依然回避我方当时最为关注的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但重申了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