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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民自治摆脱“成长的烦恼” 　　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于1988年颁布实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该法在实践中开始呈现出滞后性，亟须修改。目前，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程序已经启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计划，修订草案将于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面对诸多“成长的烦恼”，人们期待，通过法律的完善来推进村民自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作为“中国式的草根民主”，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村民自治顺应了农村改革需要，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共同成长，目前已成为在农村基层实行的一项基本治理制度。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611234个村委会，村委会成员2411074人。 　　据了解，实现村民自治以来，全国农村普遍完成了6至7届村委会选举，平均参选率保持在80%左右。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颁布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31个省份出台了村委会选举办法，7个省份专门制定了村务公开条例，一些省份还制定了村民代表会议规则和村务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在实践中开始呈现出滞后性。贿选、村官腐败等各类乱象，以及流动人口选举权利落实等新情况，都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范。 　　 　　“实施村委会组织法面临的三个新课题” 　　 　　浙江省金华市某监狱，45岁的郑其优，每天只能望着铁窗唏嘘不已。这位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郑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经风光的“郑九万式的好书记”，因受贿52万元而成为阶下囚。 　　“屡见不鲜。”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这样形容村官腐败现象。 　　据悉，新农村建设中，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那些想捞钱的村官有了许多新诱惑。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实施村委会组织法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除了“村官腐败”之外，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了“实施村委会组织法面临的三个新课题”。 　　农村人口流动加大。目前，全国已有流动人口1.4亿，未来5至10年，每年至少还会新增600万至800万人。如何保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民主权利，如何发挥留守人员的参与作用，如何丰富农村村民自治实践形式，成为此次村委会组织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于财产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群众在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财富、受教育程度、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别，出现了农民工人、农民雇工、私营业主、企业管理者等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如何使农村基层组织更好地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是实施村委会组织法面临的又一新课题。 　　农村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因土地征用、环境保护、集体资产处置、干群关系等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突发态势。如何发挥村民自治功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何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从1998年至今的10多年里，农村村民自治实践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需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加以巩固，村民自治的实践也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制体系予以保障，因此，做好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已是客观需要，迫在眉睫。”李学举说。 　　 　　村务公开亟待“刚性监督” 　　 　　“村委会权力太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称，按照法律规定，村民自治主要权力应当体现在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8个方面的事项应该由村民会议决策，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决策权并没有落实到村民会议中，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比如，村干部不公开村务、不公开账目，村民常常毫无办法。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公示墙”、“明白纸”也形同虚设。 　　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对农民知情权和村务公开做了规定。该法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如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法规定了村委会应当及时公布办理过程和结果，接受村民的监督。该法还规定了必须公开的村务事项和村务公开不及时、不真实的处理方式。 　　“如果这些规定能够得到认真、严格的贯彻执行，那么村官腐败的机会就会很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鸣指出，“问题是近年来上述规定在执行中遇到很多问题，致使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目前村务公开中存在的该公开的不公开、公开的信息不具体、公开的程序不规范、公开的形式不严肃、公开的时间不统一、公开的监督措施不力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张国平认为，这些问题弱化了村务公开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使村务公开制度流于形式。 　　唐鸣分析，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农民长年外出务工经商，留在村里的许多村民对村务不大关心，一些村官也不愿意召开对自己行为有监督作用的会议；另一方面，法律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