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学教授脆弱生命.docVIP

一位医学教授的脆弱生命 　　一个并不复杂的骨科手术,怎么转瞬之间就导致正处英年的妻子去世了呢 　　 　　 　　噩梦来临的那个时刻,王建国没有丝毫思想准备。 　　 　　2006年1月23日11时,说笑间,一群人走进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下称北大医院)住院部。他们提着的塑料袋和手提包,鼓鼓囊囊地填满了衣物脸盆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白色的塑料袋晃动着,一如他们此刻轻松自然的心情。 　　 　　他们是王建国和妻子熊卓为,以及熊卓为的学生和同事。作为北大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研究员,49岁的熊卓为一直心无旁骛地扑在工作上,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是她的常态。每天只要一进入实验室,她就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北大医院科研楼南侧是家属楼,住在这里的同事们,常常能看到她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2005年年底,她开始感觉到了来自腰部的些许疼痛。对于长期伏案工作一族来说,这种症状比较常见,所以最初,夫妻俩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每次回家,她就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我还给她揉揉。”2009年11月16日,王建国接受《财经》采访时说。 　　 　　可是,时隔不久,疼痛开始加剧。后来,熊卓为的右腿也开始疼痛,走路、平躺、右侧卧都感觉明显。2006年1月18日,熊卓为在北大医院做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腰椎骨关节病,L4和L5节椎间盘病变,L4Ⅰ度滑脱伴双侧峡部裂。北大医院骨科主任李淳德诊断需要尽快手术。 　　 　　“北医三院当时的骨科主任是我同班同学的同学。1月19日,我们带着检查结果专门去找了他,他说根本不用做手术,保守治疗就行了,”王建国回忆说,当时那个医生让妻子反复做了几个下蹲和起立的动作,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鲜活无比,“保守治疗后,我太太的病情有些好转,但腰腿痛没有好彻底。” 　　 　　有此缘故,再加上他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在春节期间回武汉看望熊卓为的母亲,当时,王建国对妻子的手术持反对态度,妻子也一度为之动摇。但是,“李淳德告诉我们,如果不手术就会截瘫。还不停地让他的学生给我太太打电话,催促我们尽快手术,我们这才决定春节前手术的。” 　　 　　1月23日上午9时,夫妻俩从家里出发。10时许,二人来到北大医院,走进了熊卓为在行政??里的办公室,从这里步行到住院部,只需要十来分钟。 　　 　　闻讯而来的熊卓为的学生和同事,总共十多人,热热闹闹地为她收拾着各类物件。进入住院部后,发现被安排的床号是14号,熊卓为嫌“不好听”,便要求换成了16号床。 　　 　　学生们说熊老师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纷纷请求医院方多加关照,医院方百般允诺。 　　 　　中午12点,夫妻俩在医院食堂里吃午饭,点的是鲫鱼萝卜汤;下午4点,王建国返回家,准备没有带够的其他住院用品。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脊柱手术,难度、风险都不大。何况,无论从哪一角度而言,北大医院都应该是王建国值得信赖、乐于托付的医院:这家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三甲医院,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承担着北京全市6万多人的公费医疗,以及占北京八分之一的干部保健任务,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疑难杂症患者络绎不绝;何况,不仅熊卓为供职于北大医院,王建国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这里可以说是“自家医院”。 　　 　　“他(李淳德)跟她讲四天就可以下床,一周后就可以出院,”王建国说,但是,手术后第七天,他心爱的妻子离开了人世。 　　 　　七天生死门 　　 　　“我们23日中午进入医院,许多常规检查根本就没做。但在病案中却记录着所有的检查都在23日下午做了。许多检查必须在空腹的情况下做,中午我们吃得饱饱的,下午怎么可以做?即使做了,又有什么用?”王建国说,2006年1月24日一大早,他从位于北京西北四环外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家里,匆忙赶到20公里以外的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北大医院时,“在没有门诊推荐、没有术前讨论、没有化验检查、手术适应症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妻子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 　　 　　从8点一直等到11点,王建国才终于见到了刚做完手术的妻子。 　　 　　“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小腿胀痛,还常常恶心、呕吐并感到胸闷和呼吸困难,这些都是深静脉血栓的症状,但医院采取的措施却仅仅是让病人大量地吃止痛药,并不断地让吸氧,这两样东西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临床症状。1月29日,她下床活动时,还感到头晕。” 　　 　　1月30日,上述症状加剧。12时,由于呼吸难,医嘱吸氧六小时。晚上10点,她扶着床沿,开始慢慢活动。不到一分钟,还没迈出几步,她忽然说道“建国,我不行了”,随后便倒在了地上。连日来一直守候在妻子身边的王建国,一把抱住妻子,大声呼救。 　　 　　主治医师刘宪义第一个赶来,然后马上给值班的于峥嵘打电话。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