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纳雍地域文化符号.docVIP

诗歌,纳雍的地域文化符号 　　一个没有诗歌出现的地域，是一个悲哀的地域。因为一个地域最初的文学是诗歌，诗歌反映了一个地域的文化与文明程度。根据这个观点推断，不少的地域应该是非常悲哀的。而且有些地方，甚至对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敌意。写诗的人成为了“另类”。不知道这是地域的不幸，还是诗歌或者诗人的悲哀。被人们称为“贵州诗乡”的纳雍，并没因当下市场经济的冲击，而使诗歌淡出人们的文化生活视野。相反，诗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健康成长，长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象征。最近读到《2010纳雍跨世纪新诗大展》（见《当代教育》2010年第2期），让我对“贵州诗乡”的纳雍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了解。一个方面，《当代教育》以大篇幅推出一个地域17位诗人的诗歌，表现了一个刊物的勇气和人文精神；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一个地域诗歌的繁荣。同时不难看出一个地域多元诗歌并存的创作势态。 　　纳雍，其实我并不熟悉，开始只是听我的学生说过。我所教的学生中有不少毕节纳雍的，他们常常向我推销其家乡如何的美好，那里的文化如何之深厚，是贵州的“诗歌之乡”，让我的思维开始滋生出纳雍地理概念。而真正了解纳雍，却是我读罢《2010纳雍跨世纪新诗大展》之后，我才有了真正认识。诗乡名副其实，诗歌羽化成为了纳雍的文化符号。在文化或者精神层面上，是否可以这样说，诗歌是这个地域的文化延续。吕进先生说，诗歌是文学的精华，是表现一个地方文化与文明的标尺。《2010纳雍跨世纪新诗大展》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大展的前言里说：“纳雍的好诗人很多，纳雍的好诗歌很多，但版面有限，仅推出了17人的诗歌！”让我们只能从少量的海水中去看大海。从这次大展里，我们看到了纳雍50后、60后、70后和80后四个年龄段诗人的作品。每个年龄段的诗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创作倾向，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反映特定年龄阶段的书写模式与文化认同，让人窥探到纳雍新诗歌的全貌：50后是基础，60后是主打，70后是中坚，80后是希望。不同年代的诗人共同经营着这片土地上的诗歌，彰显一个地域文学的繁荣。 　　在大展里，50后的诗人仅段扬1人。段扬的诗歌???该属于新格律诗的范畴，传统的诗歌美学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些“现代诗经”的味道。如《你猜不到那是我》：“在你经过的路旁/我愿变成小花一朵/让你欣赏它的美丽/却猜不到那就是我//在你遐想的夜晚/我愿变成流星一颗/让你赞美它的璀璨//却猜不到那就是我……”从中看出一种古典的美。在他的《延续美丽》《想我的时候》等篇什里都体现着这一创作倾向。60后的诗人占了11人，分别是陈绍陟、居一、空空、田庆中、西篱、睁眠、姜方、罗俊荣、王家洋、平镛、龚红梅，形成了强势的诗人阵容。可见，60后，是纳雍诗人的主体，是纳雍最有实力的诗人群体。吕进先生曾经在近年的一次华文诗歌论坛上断言：中国诗坛已经进入了60后的时代，因为这些诗人已经成为了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从展出的纳雍诗人和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纳雍也不例外。陈绍陟的诗歌有一种地域文化精神气韵，地域书写中带着强烈的现代符号。比如《西部大书》就是佐证：“荒漠。季风。狼。是否一只大鹰/高悬于天？灼热自翼而退，如海潮/凉风吟成蛇体/漫如晚雪，行人归宿……”新奇的诗歌意象，表现出诗人的想象能力。组诗《还乡》表现了作者的家园意识。该组诗里的《就是这条山路》触动了诗人的创作神经：“这条山路，父亲已经陌生了/尽管山上仍然吹着三十年前的南风/――那么/父亲，我们就顺着杜鹃花林走/一路倾听山泉的声音吧。”山路作为诗歌的具象同时又是诗歌的意象。很多从山路走出来的人，当他们离开山路的时候，山路已经从他们的视野中逐渐的淡去。而陈绍陟却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山路，从中展示出一种浓浓的怀乡情结。还有书写贵州土著民族的《穿青人》表现出一种民族的关怀意识，给读者传达了《土人》刀耕火种的生命历程，描绘了一个民族的不屈的历史进程，有一定民族史诗的创作倾向。居一是一位具有地域创作理念的诗人，他的诗歌包含了两个创作层面的题材，一部分是乡土的诗歌，另一部分是写自己远离故土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或者统称为过去现在时。前者包括《水西的忧伤》《向一粒苦荞跪拜》《致父亲》等，特别是他的《致父亲》：“写了一辈子诗词才发现/你是一首不讲究格律的古韵/只剩下尾联两句。垂垂老矣/就像瀑布摔到悬崖底下/才从梦中惊醒……”少年不知愁滋味，长大才知父母恩。这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延续在他的诗歌里。后者包括《深圳情绪》（1―6号作品）《小小的肉体》《听雪》等，优秀的诗歌往往是和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空空的诗歌主要表现生命的情绪和思考的场景，比如《八月还乡》《一种精神》、《落日》《南方》《人之高原》《追忆死亡》等。《落日》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一片小小的碎玻璃上/我看见英雄的眼睛/仿佛一块青春的琥珀/在时间中闪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