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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法发展看人格的实证化及衰减 　　 [摘要]人格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人或者说作为法律主体的资格。在罗马法上,人格首先是一个公法概念,被用来确立和维护社会的差等秩序。从人格到权利能力的过程,也就是自然法上抽象人格平等观念的证成与实证化的过程。但同时却衰减了人格所蕴含的伦理性价值。 　　[关键词]人格 法律主体资格 公法概念 权利能力 　　 　　一、人格的涵义及其性质 　　人格理论肇始于罗马法,源远流长。但是,对其的精准理解至今仍然远未达成共识。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人格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人格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为“主体”的同义语;其二,人格为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即人格为“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其三,人格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名誉等,即人格为“人格利益”的同义语。但笔者认为:所谓人格,乃是指“人”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或者说权利主体资格。众所周知,奴隶不具有人格,但却具有法律地位――作为物或财产的――权利客体的地位。所以人格乃是一种为法律上之人的资格,其并非指人或法律主体之自身,而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被承认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权利主体的一种资格。 　　在罗马法上,人格首先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并非所有的人均享有人格,这便表明了人格的出发点就在于确立和维护一种不平等的或者说差等的社会秩序。在罗马法有关人的三个用语中,“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caput”指权利义务主体,“persona”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一个生物意义人(homo)必须同时具备自由人身份,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为的自由,市民身份和家父三种身份,才能拥有“capu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才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才是法律上的人(persona)。同时拥有这三种身份者就拥有完全的人格。任何一种身份的减少都导致人格的减等直至消灭。罗马立法者之所以要设定各种身份并以之为依据分配利益或不利益,乃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在不能充分地供给一切人的情况下,立法者不得不利用身份的工具保证自己认为有用的人得到分配,身份就是表征这种受优先分配权的符号,为此要牺牲那些被认为无用的人得到分配的机会,这种机会的丧失表现为不赋予或剥夺身份。 　　由此“caput”被解释为罗马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所谓罗马法上的“人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由民的身份问题,亦即人格的拥有问题,然后解决“作为一个私的团体”(即家庭)首脑的家父身份,即家父权的展开,亦即家庭内部关系问题。而由于此种“人格”实质上关于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划分问题,是作为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一种工具,因而在罗马法上,人格具有公法性质。当然,考虑到人格在罗马法内部确定交易主体资格所具有的意义,将它认定为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分并列、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也是不无道理的。罗马法上与人格有关的“persona”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法理论上“人格”(personality)词源。同时,由于此种人与人格的分离,也为团体人格理论及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既然人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纵向问题,它就极大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那么在描述国家在这方面的动作时,再用通常的“调整’”一语就显得不合适了,因此1995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条第1款规定:“民事立法确定民事流转的参加者的法律地位;所有权和其他物权以及因智力活动产生的专有权利的发生根据和实现的程序;调整合同和其他的债权以及其他财产关系和与人身有关的非财产关系,这些关系以其参加者的平等、意思自治和财产自治为基础”。其中,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人格,以及物权和知识产权,换言之,所有的绝对权,都是被“确立”的。合同关系和其他债的关系,换言之,所有的相对权关系,都是被“调整”的。“确定”的动词针对的是纵向关系;“调整”的动词针对的是横向关系。因此,“确定”的民事流转的参加者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涉及的是传统的人格问题,俄罗斯立法者考虑到这方面规定的纵向性质,放弃了“调整”的表达。不仅如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把“确定”的动词统用于一切绝对权关系,把它们的发生依据和实现程序理解成垂直关系,鲜明地说明了绝对权关系的公法性质,尤其是物权法定原则的这种性质,至此,多年被遗忘的人格终于被发现。 　　二、人格的实证化:权利能力 　　作为现代民法典开先河者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上没有关于“人格”的直接表达,并且仍然规定了国籍问题,虽然在其法典颁行时,对于平等人格作了某种宣示,但那仍然具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定作用,以排除非法国人对于私权的享有。由此可见,这种人格仍然具有宪法上的意义。但随着近现代概念法学的兴起及公、私法划分的日渐清晰,罗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