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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交往社会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张力 　　摘要：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当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各种社会力量对农户的交往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五个层面，探讨农户交往社会化的现实表现与基本特性，可以发现，当下农户的交往方式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张力与互动之中，其社会化水平断提升。这一状况对农户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重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构成了潜在的牵引作用。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交往社会化；交往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98-05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路径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突出特性在于社会性，即只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个体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换言之，社会个体在生产生活中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团体、组织、机构等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进行某种社会交往活动。从功能上看，社会交往对于人们而言既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价值，更具有不可或缺的表达性意义。当然，在不同国家乃至某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中，社会交往的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等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某一群体或者区域性社会的社会交往方式展开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对于理解该群体以及社会的结构、特征和走向等更宏大的论题就具有较大的基础性价值。这是因为社会交往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性要素，社会结构形成与社会交往规范具有密切关系，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正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社会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 　　不过，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社会交往的主体主要还不是农民个体，而是与家庭高度重合的农户。正如徐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农户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单位，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因此，农户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也是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此，笔者对农村社会交往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以农户为载体的交往活动的现状、特征及变??。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其突出特性在于交往方式的社会化程度处于日益显著的增长之中，即各种社会力量(宽泛意义上的)对农户的交往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 　　因此，在研究策略上，笔者不是将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局限在技术革新的层面，而试图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政治社会意涵，即将农户的交往方式及其社会化过程置于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中开展综合性、关联性研究，着眼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从而发掘农户的交往社会化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作用下的特性、动因、机制、困境和后果。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与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交往的形式和手段，交往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并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交往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以其中的社会个体、群体和团体等为承载主体。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交往方式具有历史性和变革性，它会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继替性的变革。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20世纪以来农户交往方式的变革与宏观层面的政治社会变迁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即处于革命、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规制之下。传统小农，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简单均等，其交往范围非常有限，手段极为单一，观念较为落后，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农民及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20世纪初，在旷日持久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具有明显政治封闭性和社会保守性的农民被卷入此消彼长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农户之间以及他们与外部社会的隔离性逐渐消解，其交往空间和范围日益扩展，农民的交往空间很难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村庄。虽然从文化稳定性角度来看，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村庄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交往空间，但是各种党政组织和群团组织所建构的新型活动空间也开始进入农民的交往范围，而阶级规则成为人情规则之外的另一项交往规则，在仪式甚至实质意义上对农民的行为逻辑构成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曾经一度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在“工业立国”的国家建设中再次启动，并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走向腾飞，市场化及与之相伴的信息化开始对农民的交往方式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小农开始更多地与社会(而非自然)发生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日新月异的新型信息技术和交往手段在知识经济时代也被农民广泛应用。 　　上述这种自上而下抑或趋势性的研究路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