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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行动主义 　　摘要：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关键词：中国工人行动主义　上海“工潮”集体行动　合法化资源　精英动员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工人阶级是引领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国内学者对“工运史”的叙述脉络中，中国工人阶级以一种“集体抗争”的姿态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战斗性”亦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对国内“工运史”用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中国工人阶级行动动力则持保留态度(裴宜理，[1980]2001；Honig，1986；Hershatter，1986)。以上海工人为例，裴宜理(Perry，1994)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上海工人内部的竞争和分化与他们行动主义(如罢工的发动或政党的形成)，两者有着正面联系，即便到了1949年以后，尽管早先由血缘、地缘和秘密结社等关系构成的竞争性群体界限渐趋模糊，但工人之间的分裂(如固定工与临时工、老工人与青工等)依旧存在，并为1957年上海“工潮”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人中存在分裂是常态，但以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行动主义的表象并非他们集体反抗行动的常态，更多时候，工人的反抗行为带有隐蔽性和日常性，如偷懒、迟到、早退或从事第二职业等。相比之下，罢工等公开行动对于工人而言，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和行动成本，如罢工期间的工资损失、罢工后可能遭受的处分，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初期，在罢工权利尚未被合法化的制度环境中，中国工人诸如此类的群体性事件何以破解上述行动障碍，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同质事件，仍存疑待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1957年的上海“工潮”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在本文，笔者引入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与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分析框架，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毫无疑问，双方都继承了奥尔森(Olson，1965)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基本观点，即强调了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行为理性，以及资源、组织和网络、政治机会等因素在动员过程中的微观机制(McCarthy＆Zald，1973，1977；Tilly，1978；McAdam，1982)。在此基础上，笔者立足中国经验做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在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期对中国工人行动主义的动员机制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工潮”的前奏：精英、阶级认同与合法化资源的出现 　　既有资料表明，在1956年底至1957年“工潮”的高潮阶段，上海全市绝大多数的罢工和怠工事件都发生在1956年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形成的新合营企业中。王绍光(2008)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国有企业工人不同，新合营企业里的工人还未完全进入国家建构的单位制的“蜂窝状结构”中去。然而，在对这类企业中较早发生的罢工等所谓工人“闹事”事件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最早的行动者并非那些游离在“蜂窝状结构”最外层的临时工和学徒工等群体，更多的是具有特定职位和公信力的工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见表1)，可谓精英阶层。这类人群的行动主义表象无疑对更大范围内的集体行动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因此，要解开中国工人行动主义更多的迷思，我们或许应该从他们入手。 　　 　　(一)改制与阶级分化 　　一般认为，1957年的上海“工潮”在是年5、6月份达到顶峰(张静如等，2001；370)，但事实上，早在1956年下半年，上海市的一些新合营企业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工人“闹事”的情况。据统计，1956年11月至12月间，上海市几个区新合营的重工业企业中，怠工、罢工等事件占到了总数的10％，轻工业企业中亦有类似的情况。同时，据笔者随机列举的一组信息显示，“闹事”工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正如表1显示，带头起事者中不乏厂里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闹事”工厂和工人群体的同质性，透露了因改制出现的阶级分化。 　　首先，在这个所谓的“过渡时期”，新国家力图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一步步地将私人资本纳入计划体制内。在1956年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前，上海市有多个工业行业和少数大型企业先后进行了公私合营试点，这部分企业虽然只占全市私营工业总户数的2％，但其产值比重已近45％，因此，余下的企业以“小户”居多，分布零散且数量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