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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机遇把握 　　摘要：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应借鉴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除了从国力、要素、模式、政策扶持、强势本币、运行网络、市场环境、人才资源、适度监管等方面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外，对机遇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中心；丫字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2-0066-03 　　 　　综观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必须具备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系统健全发达、法律制度基础完善灵活、资金流动自由化程度较高及其他支持性服务业等基本条件之外，对机遇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一、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对机遇的把握 　　 　　1．伦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强大的国力支撑、健全灵活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等之外，也与伦敦抓住了多次机遇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机遇是在全球银行业初创时期，英国率先设立了被世界一致公认为中央银行始祖的英格兰银行，使18世纪末伦敦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因一战而遭到严重挫折时，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扶持政策，如1917年通过了包括降低银行准备金比率、取消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允许银行自行确定存放款利率等条款的《竞争和信用管理条例》等，使伦敦继续傲立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之首。 　　第三次机遇是欧洲货币(主要是欧洲美元)业务的兴起，由于英国政府加强了使用英镑范围的管制以稳定英镑币值，促使了英国商行大量而广泛地使用美元；此时西欧一些国家陆续恢复了货币的对外可兑换性，使得美元在欧洲地区可自由买卖；相反，美国因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被迫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使得其他国家将获得顺差的大量剩余美元投入欧洲美元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即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革命”席卷全球的时期，伦敦领先世界金融创新的潮流，先后创造了公募债券、欧洲债券、多种金融衍生品与掉期业务、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概念、企业民营化后的管理体制的建立、国际存托凭证的发明等全球金融领域内的多项第一，金融创新保持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伦敦目前仍旧是全球的货币市场中心、外汇市场中心、黄金市场中心和保险市场中心。 　　2．纽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抓住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剧升，纽约逐渐成为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二战至20世纪五十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凭借着超强的国力、特权的美元、发达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纽约一度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三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创新期，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局被迫批准美国境内的银行、储蓄机构设立“国际银行业务设施”在国内从事“欧洲货币”业务。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建立，实际上开辟了美国境内的离岸金融市场，使美国银行不必利用境外离岸金融中心，就能在一种大致相似的条件下与非居民进行欧洲货币交易，从而将大量的欧洲美元吸引回美国国内，大大地提高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目前是全球资本市场中心、美元清算中心。 　　3．东京。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着了金融自由化的机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由于日本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的大量顺差，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造成了日本的国际资本流动剧增和开放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1985年，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国内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下，日本实施了金融自由化，依靠高速发展的经济、巨额外汇储备等后发优势，一跃成为当时惟一能与欧洲发达国家金融中心相抗衡的亚洲金融中心。 　　4．香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住了两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抓住了其特殊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由此形成的贸易款与华侨汇入款构成了香港重要的资金源；另外又依托香港英格兰银行的坚强后盾，逐渐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跟上了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在1965年至1978年间，香港政府还没有撤消外币利息税和发放外资银行执照，1978年，香港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新加坡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香港的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指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于是，香港政府采取了诸如取消外币存款税、放宽银行执照限制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巩固和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正式确立了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新加坡。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