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巨灾保险市场政府干预经济学分析.docVIP

我国巨灾保险市场政府干预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的制度依赖型发展路径 　　 　　保险文献中经常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损失规模太大或损失风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等是导致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Jaffee Rusell（1997，2004－2005)指出，上述影响因素并非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我国，保险业高制度性壁垒更加重要。 　　高制度性壁垒造成我国保险业市场进入率低。由于制度性进入壁垒，保险业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得以长期维持。从1980年恢复商业保险经营到1996年底，我国由1家保险公司发展到全国性保险公司8家（新成立3家），区域性保险公司13家（其中国有5家、合资1家、外资分公司7家），由于平安、疆兵团等保险公司进入市场时间很短，在这一阶段我国保险业实质上是由原中国人保公司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虽然政策性进入壁垒和经济壁垒在1996年分业改革后特别是加入WTO后显著降低，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保险业市场结构状况。保险市场现有产、寿险公司数量分别为44家、55家，2006年底产、寿险业保费收入的市场集中度指数CR4分别为76.75％、78.18％，CR8分别为89.55％、88.20％。市场集中度已有较大下降，但按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两个产业仍处于向寡占II型市场结构演变的过程中。 　　垄断的可能结果是行业产出低于充分竞争的产出，且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高于竞争价格。在1980～1995年期间，虽然我国保险市场高度垄断，但监管当局对巨灾保险条款和费率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原人保公司向企事业单位提供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也包括各类巨灾保险。因此，从我国巨灾保险的这段历史看，“巨灾保险价格管制保证了商业巨灾保险的供给”（谢世清，2008）。 　　为保证国有保险公司发展，监管当局曾下文限制非国有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地域范围。在不同地区或在全球不同巨灾风险（如洪水和地震）之间、不同保险公司之间这种更广泛的维度下，这种限制违背了大数定律。尽管按照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我国已在2006年底前逐步取消了这种限制，但产???了滞后影响，使得我国保险业巨灾风险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巨灾风险过于集中在国有保险公司。 　　为保证国有保险公司不因巨灾风险产生过大损失，监管当局进一步对巨灾保险条款提出了管制要求，1995年财产保险基本条款中删除了地震保险责任；2000和2001年，保监会连续下发关于地震保险通知，指出“地震保险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险单独承保”，几乎所有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中都将地震、恐怖活动等巨灾风险列入除外责任。长期市场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破产风险，但也造成保险公司缺乏增强承保能力的市场压力。另外，我国实行以保险费为税基征收营业税的税收制度，保险公司会计制度中没有巨灾风险准备金的税收递延制度损害了保险公司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激励。 　　以上分析表明，商业巨灾保险业的演变表现出严重的制度依赖特征，我国保险业商业巨灾保险供给短缺是过去长期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 　　 　　二、西方国家政府对巨灾风险的政府干预 　　 　　私人巨灾保险业曾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几次高损失的自然灾害（包括Iniki飓风、Andrew飓风和Northridge地震）提供了主要的损失补偿（Jaffee，Russell，1997），但几乎所有的政府在巨灾风险事故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政府的主要活动是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便利。其它的市场干预措施包括采用法定保险形式直接提供政府巨灾保险，或者既向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补贴，也向受害者提供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制度化的巨灾基金等。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新西兰在1944年就建立了一个覆盖地震和其他不可保风险的政府计划，法国和荷兰也建立了洪水风险管理政府计划，日本也建立了地震风险管理的政府计划。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由政府承担巨灾风险。 　　政府对巨灾保险市场的这些干预有私人保险市场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为（1）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公共保险，因此，在风险偏好上，与私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相比，政府才是风险中性，在提供再保险便利上可能比再保险公司更加有优势；（2）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保证风险池有足够大的规模并有效抑制逆向选择的发生；（3）利用财政性转移支付或社会救济在短期内能较快地恢复受灾区的经济和生活秩序。（4）对巨灾保险进行财政补贴，降低巨灾保险价格，促使保险交易成本处于交易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以促进保险产品的供求（欧阳青东，王聪，2008）；（5）制度化的巨灾保险基金不像私人巨灾保险公司建立的巨灾基金易受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