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引发道德沦陷.docVIP

隐性采访引发道德沦陷 　　当今,媒体已充分意识到隐性采访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于是鼓励记者把隐性采访运用到更多的题材当中,对隐性采访报道给予较高的酬劳,隐性采访“不得已不采用”的规则逐步被打破,成为媒体和记者自觉、主动甚至喜欢运用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在我国可谓大行其道。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隐性采访堪称新闻的双刃剑。隐性采访的隐蔽性与人们公认的某些道德理想、道德原则相冲突,同时与法律所保护的相关民事权利相违背。因此,运用得当之时,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而一旦过度使用,它又可能引发一系列道德和法律问题。目前许多新闻媒体不分事件种类,不分情节轻重,动不动就来偷拍偷录,唯曝光而曝光,曝光成了一种癖好,大的问题抓不到,就硬到生活中去挖去找,这是隐性采访的畸形现象。隐性采访引发的道德沦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浮躁心理和功利思想蔓延 　　 　　目前,记者动辄暗访偷拍,甚至“自导自演”来获取新闻,其实是新闻工作者浮躁心理和功利思想的一种体现。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只要“隐身”就可以获得多于公开采访好几倍的时间、财力、物力所得的信息。因此记者对此乐此不疲、甚至趋之若鹜。把隐性采访作为新闻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这直接导致记者变得浮躁,没有“耐心”与被访者打“持久战”,助长了记者“短、平、快”的功利主义思想的蔓延。应当说,记者在公开采访中确实会遇到一定的“拦路虎”,但这并不能成为记者频繁使用隐性采访的理由。 　　有学者指出,“记者在揭露腐败时遇到的困难和采访的苦衷,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但是现在偷拍偷录随处可见可不是正常的情况。许多事情完全可以通过艰苦的公开采访得到材料,但是记者们为了迎合公众对于真相神秘感的探究,简单地采用了没有法律保障的偷拍偷录的方法。这不是采访深入的表现,而是一种变相的偷懒做法。”这种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媒体虽然能够获得短期的客观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是一种短视行为,社会效益才应该成为媒体最终的追求。 　　 　　诚信危机 　　 　　马克思曾说:“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我们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为了舆论监督,为了批评、揭露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惜以违法对违法。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正是由于隐性采访的手段不正当,许多中外新闻媒体对此持否定态度。瓦莱丽?海曼曾说:“如果说真话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所坚持的价值观之一,那么我们在决定为了真相而进行欺骗之前必须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虑。”毕竟,诚信的价值大于欺骗,一旦谎言比诚信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原本纯朴的社会价值观将被颠覆,底线崩溃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信用缺失。事实上我们也发现,隐性采访在揭露一个个丑恶现象的同时,确实常常伴着由记者导演的一幕幕“隐瞒欺骗、无视诚信”的闹剧。 　　 　　“偷窥文化”膨胀 　　 　　隐性采访常常在被访者不知情的条件下采用偷拍偷录等手段进行,本质上属于一种大众传媒的“窥视”现象。它把种种社会罪恶的“原生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偷窥欲望,并滋长了人们偷窥他人的心理期待。如今,隐性采访频繁用于隐秘角落,使得这种偷窥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的“癖好”,这种现象不断蔓延到中外传媒人的生存行为及受众的“兴趣爱好”之中。 　　首先,隐性采访掀起了新闻行业的“偷窥浪潮”。目前各媒体以媚俗为时尚,以性和暴力为焦点,极尽偷拍偷录之能事,不遗余力追求个人隐私、花边新闻。同时,在报道过程中,对种种丑恶现象的细节不惜笔墨,从各个角度和侧面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报道,迎合低俗的受众心理,从而提高本栏目的收视率以赚取商业利润。当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摆在媒体面前,记者却忽略了这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新闻,忘记其职业道德和社会职能。走向市场化的新闻媒体运用隐性采访时背离了职业精神。试问,一个自降品格的媒体又怎能赢得公众永久的尊重?低俗新闻只能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了瞬间快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娱乐功能,大多数人还是渴望高雅、积极向上的文化的。 　　其次,隐性采访助长了公众的“偷窥心理”。公众的好奇心其实是一种占有欲的表现,是出于对他人隐秘信息的偷窥心理。一个理性的人,应当把窥视欲控制在适当的尺度之内,即以不能侵犯他人隐私为标准。如果超过此标准,在心理学上讲,就可称为“好奇心过盛”,或“好奇心失控”,再进一步,就是“好奇心变态”。因此,好奇心必须止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然而,媒体的隐性采访促使受众不仅能够以“媒体都报道了”为理由只身而入,而且最终还能以“正义”的一方全身而退,大大减轻了内心的罪恶感。媒体在满足人们的偷窥欲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违背社会伦理 　　 　　记者的职责就是搜集社会上发生的重案、要案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往往冲在事件发生地的第一线,面临许多危难时刻。在此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