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之十礼与华夏文化.docVIP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之十礼与华夏文化 　　一、礼的起源 　　“礼”(禮),象形会意字,本义是祭祀,器皿“豆”上面摆放着供品,祭祀之时,享祭的祖先牌位位置有定数,前后高低都有定分,因为历代祖先也是有高低等级的。另一方面,参与祭祀的人所站立的位置也有严格的规定,所有人都按照血缘关系不同立于祭坛的不同位置上,这就是“礼”,其引申义就是尊卑等级关系。 　　在游牧社会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自每个人固有的血缘关系;远古以来,在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里,部落中的各级首领、各种职业都是世袭的,而世袭依据的就是严格的血缘关系,“礼”所表达的原本就是血缘关系。 　　所谓“周礼”就具体体现在“明堂”中前后左右的不同位置上,其曰: 　　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负斧依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位。门内之东,北面东上,诸男之位。门内之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难免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难免东上,四塞九采之国。世告至者,应门之外,北而东上,宗周明堂之位也。(《礼记·明堂解》) 　　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周礼”的具体制定者,所谓“明堂”就是悬挂着日月图案,象征“天下”的周天子家庙,在那里,每一个参加祭祀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位置,不同的位置反映着不同的血缘关系,“明堂位”既是这个军事联盟中的不同政治地位,也是周礼的最高体现方式。 　　当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演化成草原帝国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联盟关系,氏族部落的贵族们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出自己的可汗,可汗原来的氏族便成为这个军事联盟的核心,可汗的姓氏成了最尊贵姓氏,可汗原来的国成了“中国”,围绕这个国中之国,是一圈又一圈等级地位依次降低的盟邦方国,即诸侯国,这种社会结构很像俄罗斯套娃,层层相套。 　　礼制原本是一种祭祀方式,先秦时代社会形态是这种祭祀方式的社会延伸,礼制所表达和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层层隶属的尊卑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也总是以助祭的方式来宣示的。 　　礼制是游牧社会所固有的东西,当阿尔泰游牧民族出现的时候,“礼”可能就随之出现了,游牧民族掠人为奴的生存方式必然导向严格的尊卑等级定位,礼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周礼”并非是周天子所特创的,《礼》所记载的也并非只是周人之礼,礼的历史已经无比久远了。考古显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代中国的礼制就已经很发达了。《礼》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就是说“礼”是代代相传而来的,到西周时代已累积得非常繁复了。 　　在游牧文化主导的社会里,礼制主要体现在姓氏管理上,古代“官”与“氏”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什么样的氏可以充任什么样的官,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至于农耕奴隶连姓氏也没有,不在姓氏管理的范围之内,他们有的是永世不变的下贱身份。 　　基于这种社会形态,姓氏管理最终成了古代政府管理的基本任务,北魏皇帝曾多次发布这种姓氏管理的律令,曰: 　　朕当决姓氏之首未……勾其旧籍,审其官宦……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魏书·官氏志》)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夫婚姻者,人道之始,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 　　北魏政府通过“详定北人之姓”,为所有鲜卑“代人”姓氏分出尊卑高下,“礼数”于是大定,朝廷通过掌握“升降区别”之权,严禁贵贱悬殊者谈婚论嫁,以维护“礼”的神圣性。但社会总是变化着的,等级排序不可能一劳永逸完成,据《魏书》记载,直到北魏末期,代人关于姓氏的讼争仍然不断,曰:“代人犹以姓族辞讼”,由此可见姓氏管理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府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 　　游牧民族都有强烈的等级意识,这种意识根植于每个人对血缘关系的记忆中,《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与他的“安答”(结拜兄弟)扎木合(且末)有共同的远祖,只是札木合是旁出,血缘关系没有铁木真高贵,虽然也曾有过“菊尔汗”(gür khan高贵汗)称号,但与铁木真相比就要自卑了。后来札木合战败被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有过这样的对话,铁木真说:“你是光着身子生出来的,我是穿着衣服出来的,你怎能不顺服于我呢?”意思是说我生来就有贵族血缘和名分,你却没有,那么你怎能与比你高贵者为敌呢?札木合听后低头承认了,因为无法抵赖,这种血缘关系铭刻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札木合并不怕死,但他无法不自卑,这便是游牧文化,每个人都牢记着自己的源出,有强烈的不可磨灭的等级观念。 　　清代则有“宗人府”,那是登记和管理皇族血缘谱系的专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