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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主导立宪之路 　　出台一部宪法要做多少幕后工作 　　1889年2月11日，这是纪念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于公元前666年建立国家的日子。明治天皇在深宫中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其祖先，新的“国家基本法”即将诞生。之后，他换上西装，步入宫中正殿，沿着红地毯踏上放着御座的高台。殿中肃立着贵族、大臣、武官和使节，勋章和佩刀闪烁着荣耀的星光。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郑重地朝着天皇走去，把写有新宪法的卷轴呈给天皇。天皇没有看，转手交给了首相黑田清隆。首相“怀着深深的敬意接受下来”，现场奏起新近谱写还没有正式被认可的国歌《君之代》。天皇点点头，离开了大殿。 　　对于“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和庄严的时刻。 　　通货膨胀打击殖产兴业 　　大久保死后，伊藤出任内务卿，不过他并不是大久保的唯一传人，还有一个大藏卿大隈重信。 　　主管财政的大藏省，此时有些焦头烂额。为打赢西南战争筹措经费, 政府不得已发行了四千二百万日元不兑换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百分之七十的财政支出。这种应急性的货币政策，虽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理所当然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此时已经变成货币地税，按改革当时地价的百分之三征收。当严重通货膨胀发生时, 米价的变动最为激烈。1881年时，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意味着政府的地税收入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此前，大久保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他在考察欧洲之后曾说：“溯本求源，未尝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政府出钱办了许多企业，希望作为模范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此外，政府还有“官督民办”企业，以三菱轮船公司为典型。 　　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土佐藩，“奉还版籍”时代，土佐藩藩主为了分散和隐匿藩产，把许多藩产出租给岩崎，岩崎变藩产为私产，挖到了第一桶金。三菱的标志就是岩崎家族的族徽“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族徽“三柏菱”的结合。 　　后来，岩崎和大隈重信搭上了伙。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岩崎找到大隈，表示台湾航路上的船只，三菱全部可以承担下来。正好此时大久??的美籍顾问李仙得也说，把船只交给私人比较好。大久保解散了业绩不佳的官办企业“邮政蒸汽船会社”，将其无偿合并给三菱，还下拨官船十三艘来增强三菱的实力。为了补偿三菱公司因为同外国公司打价格战所蒙受的损失，政府每年补助二十五万日元。从1875年到1881年，政府给三菱公司的资助达八百二十五万余元，平均每年一百一十八万元，相当于明治政府全年税收的百分之二点四。在这样的扶植政策下，三菱先后在日本沿海航运中击败了美、英等国公司，独占日本至上海的航线。 　　而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殖产兴业的资金涸渴，等于宣告政策失败。大隈重信提出五千万元外债计划，结果被伊藤博文和松方正义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而否定。 　　伊藤博文大权独揽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走投无路时，自由民权派又向政府提出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许多政治团体已经开始坐下来起草自己的宪法。为此，各参议也分别拿出了自己的宪政意见。此前，大久保和木户的宪政规划都是要“渐进”，至于“渐进”的过程要多久，没人能给出具体的时间表。而大隈重信在1881年3月向天皇提交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认为1882年就可以选议员，1883年初就可以开设议院。更为激进的是，大隈的设想接近于英式政党内阁制，把主要的政治权利授予民选议会，并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成内阁。而此前明治群臣一直心仪的是普鲁士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拥有不完全的权力。 　　大隈的“急进立宪论”遭到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和自由民权派互相呼应。1881年10月，大隈被罢免，同时天皇发布了预定于1890年开设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大权独握，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有人评价，是大隈和民权派的激进，倒逼出了立宪的日期。 　　继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采取了一套紧缩政策，他大幅削减行政开支，向民间廉价出售国有企业，让政府从投资办厂这种代价高昂的事业中抽身。政府对于出售的官办企业，不仅在财产估价时远远低于当初的投资，而且在出售时的标价又远低于财产估价。兵库造船所的政府投资为八十一万多日元，财产估价仅为三十二万日元，出售价格则只有十八万多日元。 　　明治政府扶持民营经济，不在乎国有资产流失，这被称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购买这些国有企业的大多是和政府关系亲密的商人，这些企业也成了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兴起的奠基石。 　　鹿鸣馆外交引出人种改良论 　　除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明治政府还有一条基本国策是“文明开化”。从维新政府建立起，欧化风潮就开始浸染着日本的社会生活习俗。这一切在1879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开始加速，他在和欧美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中困难重重，因此提出了把日本变成“欧化